明英宗复辟之谜.docVIP

明英宗复辟之谜 　　明英宗朱祁镇（以下简称英宗）是明代唯一拥有两个年号（正统、天顺）的皇帝。其人生平极富戏剧性，经历了明代历史上的两次重大变故：“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 中国论文网 /4/view-7244423.htm 　　前一次事变是受权监王振的蛊惑，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被俘，随行的五十万（一说二十五万左右）将士也因他的错误而成了冤死鬼。英宗本人先是作为人质被瓦剌裹挟着进攻北京，后又被挟持到塞北苦寒之地（“北狩”），过着缺米少菜的游牧生活，很受了些苦。所幸的是他没有像宋代的钦、徽二帝那样客死他乡，而是不久后就被放了回来，被他的弟弟――已经替代他为新皇帝的朱祁钰安置在紫禁城之外、皇城之内的“南宫”，度过了七年缺衣少食的软禁生活。而后一次事变英宗则时来运转，稀里糊涂地被臣下从南宫“夺”回了皇宫（一说英宗事先已知此事，有预谋），重新登上了久违了的皇帝宝座。 　　英宗重登宝位后，没有恢复从前的正统年号，而是新起了一个年号――天顺。“夺门之变”被认为是明代“甚无意义”的皇位之争，个中情节扑朔迷离，留下了不少谜团。追根溯源，这需要从“土木之变”说起。 　　“土木之变”，宝座易主 　　英宗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年仅九岁就以皇太子的身份顺利继位，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年号正统。正统初年，在太皇太后张氏的主持下，英宗重用几朝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主持政务（史称“三杨辅政”），继续推行仁宣两朝的各项政策，政权稳固，国泰民安。 　　但好景不长，从正统五年至正统十一年，杨荣、张太后、杨士奇、杨溥相继去世，已经长大的英宗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试图“有所作为”。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身边最亲信的太监王振的蛊惑下，英宗贸然率领数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出居庸关，经宣府，至大同，试图寻找瓦剌主力决战。在大同，不学无术而又掌握军事大权的王振在听到前方战败、瓦剌军骁勇善战的消息后，突然间又害怕起来，竟鼓动英宗撤回北京。 　　最初，王振选择大同―蔚州―紫荆关―北京这一路线回京，目的是为了让英宗能够“驾幸其第”（蔚州是王振的老家），显示威风。大军走到半道，王振突然又担心这么多的人马路过他家，一定会践踏他家的庄稼。结果，大军半途改道，不再经过蔚州、紫荆关，改由怀来―居庸关一线回京。 　　大军经此折腾，疲惫不堪，后勤又供应不上，结果在距怀来城（怀来古城，1951年修官厅水库被淹）二十里的土木堡被瓦剌骑兵追上，团团围住，断了水源。被围人马一二日不得饮水，渴极，掘地二丈也不见泉水，立即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狡黠的瓦剌军见明军不动，知道明军已经饥渴难忍，便心生一计，故意后撤，诱使明军打乱队形，各顾各地向不远处的河边狂奔（要喝水）。明军队伍一乱，瓦剌骑兵又如从天而降一般，再次将明军团团围住，然后左砍右杀，将毫无抵抗之力的明军砍杀大半，剩下的四散而逃。骡马车仗、衣甲兵器等物资装备尽归瓦剌所有。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气不打一处来的英宗护卫锤死。英宗本人则被围困在一个小山包上，最后成了瓦刺的俘虏。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土木之变”。 　　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内外大为震惊，一片混乱。群臣聚哭于朝，有的人不知所措，有的主张南迁逃跑。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挺身而出，力主死保北京。英宗之弟、监国朱祁钰把于谦提升为兵部尚书，命其提督各营兵马，保卫北京。于谦受命于危难之中，显示出出色的指挥调度能力。他一边调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军队入卫，一边将京城九门守军及城内外防务有效地组织起来，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英宗被俘后出现的皇位空缺问题，在英宗之母孙太后的主持下，将朱祁钰立为皇帝，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不久，瓦剌挟英宗，破紫荆关，兵临北京城下。于谦披挂上阵，出德胜门亲自督战。城内城外军民人人感奋，“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经过数番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不得不带着英宗北撤。 　　英宗被挟持到塞北后，虽没有像宋代的钦、徽二帝那样受到种种虐待，但他的塞北生活与平常养尊处优的宫廷生活相比，也有着天壤之别：在“衣”方面，虽然有比较充足的御寒之物，但仍然难以忍受塞外冬夜的寒冷；在“食”方面，得遵循当地的饮食方式，以马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殊无米菜”，也没有什么清洁的饮用水，这对于平日锦衣玉食的皇帝来说，可以说是“恶陋不堪”了；在“住”方面，英宗虽然受到伯颜帖木儿（瓦剌首领也先之弟）的照顾，有单独的帐篷可以居住，但“帷帐布帏，席地而寝”的居住方式，恐怕也不是从小长在深宫之中的明朝皇帝（此时是太上皇）可以习惯的；在“行”方面，蒙古人骑马迁徙跋涉是常态，而英宗骑术不高，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也吃了不少苦头，后来，他的主要交通工具才换成了驼车（参见林欢《明英宗被俘及其在蒙地羁押期间的活动》）。 　　好在英宗在塞外吃苦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瓦剌见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