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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当代公文中的议论 　　摘 要： 议论，是一种公文中常见的表达手法。它是作者通过事实材料和逻辑推理来阐明道理，表达自己见解，以及驳斥他人观点的一种表达方式。和古代公文相比，现代公文中的议论不显山、不露水，呈现出更明显的客观性、论断性和导向性，在关键时刻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中国论文网 /7/view-7240721.htm 　　关键词： 公文 议论 特点 　　议论，是一种公文中常见的表达手段。它是作者通过事实材料和逻辑推理来阐明道理，表达自己见解，以及驳斥他人观点的一种表达方式。在现代公文写作中，它常被与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一起综合运用。 　　一 　　关于现代公文中的议论，很多人存在一些误解。他们认为现代公文因为其权威性、实用性、工具性的不断强化，故多采用叙述、说明等表达方式，很少采用议论。 　　徐望之先生在《公牍通论》中写道“公文之结构，自其实质言之，除一二特殊性质之公文，如任免令、任命状等文之外，虽名称各异，详简互殊，总不外依据，引申，归结三段结构而成。”[1]在此所提到的一般公文的结构即为“依据”、“引申”、“归结”三部分。依据是公文行文的必备要素，“凡行一公文，必先有所依据”。“引申者，即以依据为张本，从而推论新事实之如何处理，引申种种确切不可颠覆之理由”②。归结就是对公文的全部内容进行总结、论断。从上述解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引申部分在公文中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故公文中的议论成分绝大部分应该集中于引申的部分。“凡有引申，必本充实之理由，为谨言之论断，万不可略得一知半解，即沾沾自喜，信口侈谈，一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③对于公文的逻辑结构中引申部分，徐望之先生强调要理由充分，论断严谨，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能脆弱而不可自恃，一经反诘，立即崩溃。 　　在古代公文中，议论必不可少，特别是在臣子上呈给帝王的文书中，议论的成功与否更是决定了皇帝是否会采纳文书中的意见或者建议。例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是一篇古代文书中议论文的典范。作者在开头开宗明义，提出论点即“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为了使自己的论断成立，他首先从历史谈起，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手法，铺排了四君皆以客之功而使国家强盛的事实，论证了重用客卿的重要性。接着，他将笔锋转向现实，运用正反对比论证将秦王重他国之物而轻他国之人进行对比，反复论证，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逐客之举不仅不能使统一天下、国家兴亡，还会埋下亡国的隐患。作者在论证时，理足词胜，雄辩滔滔，由轻到重，步步推进，避免了一开始就造成激烈的冲突，使龙颜震怒，得到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论证方式既符合了人们心理接受规律，同时也真正打动了秦王，使他收回逐客的成命，恢复了李斯的官职。可见，一篇成功的议论性文书必须要有合理的论点，坚实而充分的论据以及巧妙的论证方式才能获得受众的认可，并且得到采纳。 　　在我国古代，议论在公务文书被广泛使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中国古代社会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皇权独尊”的社会现实，皇帝的意志和想法代替了法律成为管理国家的唯一准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在“人治”社会中，法律规章的不健全导致很多政令在传达的时候会出现“上传下不达”、“上行下不效”的状况。因此，为了增强公文政令的说服力和执行力，古代公文在传达政令的同时，还会将政令确立的依据，实施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详细的阐述，以此让受众接受并遵照执行。其次，我国古代的公文的写作者一般兼有政治家、文学家等多重身份，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他们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们竭尽全力的在上奏给帝王的文书中提出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去论证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以期君主可以采纳自己的观点。所以，在上呈给君王的文书中常有如《陈政事疏》、《出师表》等名篇佳作。 　　和古代文书中的议论相比，现代公文中的议论不显山，不露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它彻底结束了“人治”的时代，中国也就此进入了“法治”的社会，公文的改革也由此开始。古代公文因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它在承担政务功能的同时也背负这伦理功能的重担，这样的压迫也导致了古代公文最终深陷形式主义的藩篱，与最初的实用性功能背道而驰。而公文的改革，正是要让公文彻底摆脱封建的枷锁，回归原点，更好的实现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法治”社会不同于“人治”社会，它遵循“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原则，强调用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公文的制定和实施有了法律的保障，它的权威性和指令性明显增强。在最新版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