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泛森葛兆光：寻找“执拗低音”.docVIP

王汎森 葛兆光：寻找“执拗的低音” 　　王汎森 葛兆光 　　回到岔路还没有分的时候 　　王汎森：我把这次的讲座题目定为“执拗的低音”，所指的其实不只是底下我提到的那几个层面。演讲时，我在口头上提到“后见之明”作为一种历史思考方式所遇到的困难、提到历史解释中设想历史人物是处在“无限理性”状态的谬误、提到如何重新了解“风”，及这种史学思维可能给我们历史研究带来的新养分。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在新史学中，“历史”与“意义”如何分道扬镳？它何以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老问题？不过，在这个对谈中，我想集中讨论我在演讲中提到的一两点：几年来，关于新旧文化的争论，大部分都把“史实的重建”和“价值的判断”混在一起。新派人因为对旧派人思想价值的鄙弃，所以对他们的历史观点也一概否定。旧派也常常反过来做同样的事情。这一百年来，新派逐渐成为主流论述，旧派对历史文化的看法，因为其思想保守而常常被连带地扫到历史的边缘，被否定，或成为隐蔽的层面，但并不一定是不存在。我一向认为，同一时间的历史发展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有些是主调，有些虽然存在，却成了执拗的低音。 　　对这些“低音”需要“重访”。我想做的工作之一，是从问题遮蔽的那一面看主流与边缘的分叉点。现在日本地震导致核能危机后，很多人会想到，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曾经考虑要用熔岩发电的方法解决能源。核能是物理的方法，熔岩是较偏化学的方法，六十年代就是那个分叉点。现在，慢慢有人想回到那个分叉点，看看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岔出去了，而选择了核能，并想了解熔岩是不是一条新的出路（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说，它并不是一条可行的路），这便是一种“重访”。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取代主流，而是要丰富资源的多元性。那些旧的、纠结不开的新旧文化之争，已经随着时代而新陈代谢掉了。我们是到了可以重访的时候，这工作可能会丰富我们对历史文化的思维。维科的《新科学》是在笛卡儿的思想大行其道的时候，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去了解古希腊。但是，我要强调这不意味着排斥向现代西方汲取资源。西方的东西，常常能够帮助我们好好了解古代历史，而不一定是跟我们重建古代历史的目标互相排斥。李宗侗先生写了《中国古代社会新研》，还翻译了《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史》，先不论他说的对不对，但他引用希腊罗马社会的“家火”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开了一个新的面向。如果没有对古希腊城邦的深入了解，他就看不见中国古代史中的那一面。 　　所以我们应把西方历史个案化、再普遍化，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也个案化、再普遍化。以前都是西方普遍化，中国个案化，现在有一种极端，要把中国普遍化，西方个案化，这样都不对，两个都要个案化，再试着普遍化。在交复的过程中，得到新的理解。 　　葛兆光：汎森兄这次在复旦大学讲“执拗的低音”，重点是针对晚清民初思想和学术史，倡导回到岔路还没有分的起点。所以可以称为“重访历史”。以前，老辈会教导我们说，前途多歧路。如果走了一段，你还是没有把握走得对不对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退回去，回到岔路还没有分的时候，重新去寻找前途。所以，我以为汎森兄这次讲的重点，在于“发潜德之幽光”，就是发掘被遮蔽的、被边缘的、被忽略的、被西化大潮所淹没的、被搁置下来的东西。他关注的重点，与我关注的重点虽然也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但也有交叉的地方。其实，重新发掘传统被忽略、被遮蔽的东西，常常是变化的前提，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常常“以复古为革新”的环境里，人们每次要往前走的时候，都会习惯地往后看一下。因为传统不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传统的意义就像一个大仓库，当我们遇到新问题的时候，总是要在这个仓库里面找些什么，然而究竟找什么，实际上是受我们的当下情境所诱发的。传统资源作为历史记忆放在那里，有的会被不断提醒并记忆起来，有的则可能被放在幽暗的地方，一时想不起来，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每次走的时候，都会选择传统资源，进行新的解释。汎森兄现在重新发掘出来的历史资源，也是要经过他重新解释的。也许那些旧的历史资源，原本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也没有那么系统的论述，甚至也不具备在新框架下能够整合成新资源的条件。但是，在新情境刺激下，会拿出来重新解释的。 　　历史在不断被重写的时候，肯定要发掘一些旧资源的，问题是旧资源在哪里？汎森兄更多地注意到的是，发掘晚清到民国初年那些仍然希望在传统的延长线上，能够坚持原来的立场、方式、概念、工具以及论述策略的史家和史论。我不久前为新发现的清人詹鸣铎的《我之小史》写过一篇序。詹鸣铎是个徽商，他用小说体写了个自传。他是个与时俱进的人。在中国有很多这样与时俱进的边缘人，站在边缘想进入主流立场。一方面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喝花酒、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新的东西来了，又赶快去拥抱。晚清民初，实际上是这一批人在造时势，这批人当然不能称为英雄，但是，他们不断地从边缘进入中央。这是一大群人，他们配合了激进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