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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递送的网络逻辑与组织实践 　　摘要：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许多国家的社会服务递送呈现出民营化或者福利契约化的趋势，传统单一组织体系内的管理逻辑日益向以服务连接与组织合作为特点的网络逻辑转变。在美国社会服务组织的个案中，政府购买服务催生了难民社会服务递送中的网络逻辑的形成，并对组织实践策略产生较大的影响，包括遵从与制度化、松散连接以及协商与影响等，实践策略同时也影响到了服务工作者的自由裁量权以及社会服务的效果。美国社会组织的这一案例分析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服务体制变革和服务递送实践具有积极的启示。 中国论文网 /4/view-7065209.htm 　　关键词：社会服务；福利契约；管理逻辑；网络逻辑；组织实践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6-0084-09 　　西方国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深刻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在社会政策运行层面日益呈现出多维度混合福利的特点，福利的供给被认为可以与融资和规制分开，国家的角色则从传统的福利“提供者”向“规制者”或者“审计者”转变。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至80年代起始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逐渐形成了全球范围的改革浪潮。以购买服务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民营化趋势日益明显，政府让渡福利的生产和供给，而主要承担委托和监管的职责。新公共管理思想试图超越韦伯的科层式结构范式，公共服务的递送越来越跨越政府与其他组织的边界，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建立了一种新的政策运行机制。政策的形成和执行则日益依赖于多元组织的合作以及服务的整合，网络由此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概念。 　　新公共管理的变革思想也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政府职能转移的背景下得到现实回应。过去十多年里，民间组织在中国社会蓬勃发展，提供救灾、养老、儿童、精神健康等各种领域的社会福利服务，对政府主导的服务供给形成较好的补充。与此相伴随，中央政府也下决心对事业单位体制进行改革，试图重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公共服务递送的效率。近年来，政府相继出台了针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建立“枢纽型”组织以及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等制度措施，体现出与西方福利国家转型相似的公共服务民营化以及政策实施网络化的方向。不过，针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运行与评估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论，特别是在社会服务领域，由于服务需求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质量评估的复杂性等都会对福利契约的运作和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需要更多的经验性研究来推动政策发展的方向。而由于这种公共服务体制的变革在中国尚处于初期，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借鉴或者反思西方福利国家的相关政策及服务实践。本文以美国一家难民服务组织为个案，通过考察组织实践的具体过程来研究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社会服务的网络逻辑及其影响，以期对中国目前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带来积极的启示。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社会服务网络逻辑的形成及对相应的服务组织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二是组织实践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实施和社会服务效果的影响。论文最后简要讨论美国社会服务的案例对中国社会服务递送的启示。 　　一、文献回顾 　　社会服务递送是社会政策实施的重要构成，它是一个从政策决定到服务需求满足的连续过程，这一过程常常是由一般的社会服务工作者或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执行的。早期的政策研究者将政策实施或社会服务递送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自然而然的政策落实过程。但研究者很快发现：由于政策实施特别是社会政策实施的复杂性，社会服务的递送并非简单的完成任务，而是一个“合作生产”（co-production）的过程。其中，服务使用者积极地参与到与其相关的服务工作中，服务对象与工作者的相互合作程度、方式和特点等对服务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政策的执行也因而是一个权变性的、包含了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多元行动者的参与过程。 　　政策实施研究经历了从早期的制度取向到行为取向再到网络取向的范式变迁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共政策研究者日益关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组织之间的合作、互动以及网络连接关系，它反映了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西方国家公共治理方式、官僚组织等的变迁。网络区别于科层制与市场，它通过互惠、信任、相互支持的行动等机制来进行资源的安排和运作（区别于权力和价格机制）。政策网络理论假设政策是发生于行动者之间网络内的复杂互动过程，它可以被界定为围绕着政策问题或政策项目所形成的独立行动者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在这一意义上，政策网络与组织网络是有区别的。贺恩（Hjern）等对“执行结构”（implementation structure）的分析即突破了组织的传统边界，将组织围绕特定功能所形成的互动机构当作一个新的分析单位，强调功能性的行动、结构以及过程而非正式的制度化权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