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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红姐姐的36年生死奇缘 　　羊年伊始，我突然接到一个从广州打来的电话，有个陌生女人在手机里颤声道：“哎呀，老弟，你还活着？身体怎么样啊？”原来是我未曾谋面、苦苦寻找了36年的红姐姐！ 中国论文网 /5/view-7201931.htm 　　我眼含热泪与红姐姐通电话时，36年前急救室内的一幕幕再次浮现在脑际…… 　　1979年2月，祖国南部边陲烽烟突起，我随部队投身战场。3月8日清晨，在宣布撤军之后，我因摔伤伤口感染，引发高烧，全身瘫痪，中途辗转了4家医院，最终于13日凌晨被送进南宁市303医院。大脑混沌中，我隐约听见301医院的支前专家急切地冲负责抢救的医生喊了一声：“切开气管。”伴随着切肤之痛，我本已衰竭的呼吸停止，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当我醒来，勉强睁开眼时，发现床前围满了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告诉我，我咽部的气管已经被切开，里边下了金属内套管，外部连接呼吸机输氧管，使我可以被动呼吸。 　　稍微缓过神来，又听医生对护士讲，我颈椎以下的运动神经全部损坏，呼吸肌麻痹导致肺功能障碍，我的生存几率只有5%，即便能挺过一星期的死亡高峰期，还要面临一个月的危险期和3个月的反复期。也就是说，我脆弱的生命随时都会像耗尽清油的灯草一般灰飞烟灭，永远定格在21岁。我那时出奇镇定，断断续续给值夜班的周医生留下遗嘱：“我死后将遗体捐献给国家，供医学研究之用。”她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接下来，是我与死神的抗争。那台老式呼吸机一天24小时不停地工作，却经常出现故障：一味地往我体内输入氧气，却不定时吸出二氧化碳，瞬间就能把我的身体吹起来，若不是特护每次及时关闭机器，叫来人员修理，我可能就成爆裂的气球了。这且不说，最难熬的是浑身疼痛――虽然全身运动神经几乎损坏殆尽，但四肢末梢神经的触觉和痛觉依然存在。特护半小时为我翻一次身，刚翻过的身体会好受一点，可过不了5分钟，四肢又开始疼痛，苦不堪言……我家两代单传，为了故乡的爷爷、奶奶和父母亲，我有着强烈的求生意志：每天吸完三大瓶氧气的同时，还要坚持囫囵吞枣地“吃”完三大碗饺子！就这样，我奇迹般地度过了危险期。 　　一天上午，我瞥见医生、护士一阵忙乱，将我的病床往窗边挪动后，临时搬了一张床放在我的脚那边，又在两床中间竖起一道木隔屏风，紧接着就抬进来一个痛苦呻吟的女伤员。这女伤员好像思维有点混乱，听见我在里边和护士说话，立刻大声吆喝：“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啊？”一会儿，女伤员又大声呼喊：“护士，快来看哪，我的床底下钻了一个人，他是谁呀？” 　　毕竟男女有别，这么近距离与一位素昧平生的女性躺在同一间屋子里，连彼此急促的呼吸都听得十分清晰，吓得已经头脑清醒的我再不敢乱说话。 　　此后几天里，我断断续续了解到，这位女伤员的名字叫庞红，是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员的爱女，在隶属55军的141野战医院当护士。南疆这场战争打响后，她随主攻部队跟进，开设伤病员急救中转站。作为伤病员分类急救工作的负责人，她不顾自己高烧38℃，昼夜坚守在岗位上，终因疲劳过度导致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并引发精神错乱。 　　红姐姐生命垂危之际，像杜鹃啼血一般，不停地呼喊着一个名字：“阎纯！”在旁边的我听得真真切切。 　　红姐姐的妹妹庞萍也在军中服役，此时从战区赶来护理姐姐，她向主治医生解释说，阎纯是她姐姐的爱人，原在55军侦察连服役，已转业到河北保定铁路局工作。 　　医生得知这一情况，建议家人即刻与阎纯取得联系，以便稳定红姐姐的情绪，配合治疗。 　　阎纯大哥接到加急电报后，星夜从河北乘火车南下几千里，来到病床前伺候自己的爱人。阎纯大哥的出现，让红姐姐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思维也慢慢恢复了正常。 　　红姐姐睡着的时候，阎纯大哥走进“里间”和我打招呼。这个身材高挑的男人穿一身藏蓝色中山装，皮肤黑黑的，圆润的脸上眉清目秀，说话慢声细语。 　　虽然与红姐姐近在咫尺，却因隔着一道屏风，我们从未谋面。我曾参照庞萍姐姐的容貌，努力调动思维，想象红姐姐的模样：一张瓜子脸白里透红，齐耳短发入院十几天后，红姐姐脱离了生命危险，转入广州军区总医院治疗。那天，阎纯大哥匆忙与我告别，扶着担架一同前往广州。 　　同年6月初，部队班师豫北驻防，我也度过了3个月的危险反复期，转入河南新乡371医院疗养，从此便无红姐姐的任何消息。 　　我后来被评定为一等伤残，退役到地方疗养。光阴荏苒，30多年岁月默默流逝，但是每当回忆起303医院急救室里那段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日子，我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与我同命运、共患难，然而却未曾谋面的红姐姐――当年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红姐姐现在怎样了？ 　　我常常挂念着她。近来网络越来越发达，我将这份思念倾注于笔端，写成散文《红姐姐你好吗》，发在新浪博客和几家网站里，满怀期待，希望能够找到这位曾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室病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