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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时期女性羞感失存现象的研究 　　摘 要：女性羞感的缺失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的普遍问题，羞感的缺失导致了女性娇柔内敛的美感特质消逝，并且令社会整体的审美取向和价值意识发生了畸变。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能轻易寻到的女性羞态，却鲜少能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找到，现代文学时期则在二者之中起着承启作用，出现了女性羞感存在与消逝并存的现象。本文即是通过对现代文学时期文学实例的剖析，探讨女性羞感缺失的缘由及其重要影响。 中国论文网 /5/view-7236208.htm 　　关键词：女性；羞感；现代文学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变革时代，错综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得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对自身价值意识有了区别于“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认知，这样的认知一方面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转型的“非自然性”，使女性自我意识的认知产生了畸变，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女性对于羞感的取舍中。 　　一、女性羞感失存现象的表现 　　现代文学时期，被作为自我意识启蒙的女性形象代表，大多是诸如莎菲（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露莎（庐隐《海滨故人》）以及冯沅君笔下的各种“叛女”形象等，她们用大胆与坚决的态度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爱情的自由，尽管她们性格大相径庭，但都无一例外地舍弃了“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1]的温婉羞态，言语行动都偏向于男性的强硬气质。尤其是在莎菲的身上，几乎完全摒弃了温顺恭良的女性气质，对着苇弟傲慢地嘲弄“还要哭，请你转家去哭，我看见眼泪就讨厌……”，初见凌吉士感到无措却懊悔想着“平日看不起别人的交际，今天才知道自己是显得又呆，又傻气。唉，他一定以为我是一个乡下才出来的姑娘了！”[2]仿佛害羞本身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只有无所畏惧和绝对自由才是值得歌颂的。而到了张爱玲笔下，将女性男性化的论调更加上升，在《倾城之恋》的等作品中处处透露出对男性失望的对抗意识，当女性不再对男性有信赖感和欣赏意识时，女性自身的羞感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虽然诸如以上为追求个性解放而淡漠羞感的女性形象众多，但在现代文学时期，仍有对女性羞感保留关注的作品。例如子君（鲁迅《伤逝》）、翠翠（沈从文《边城》）、鸣凤（巴金《家》）、冷清秋（张恨水《金粉世家》）等，这些由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对封建礼教也有着反抗，但仍能在她们身上看到存留的羞涩特质，毕竟这些形象是作为性别启蒙而非失望对抗。除此之外，还有冰心、苏雪林、陆晶清等部分闺秀派作家，她们恪守着传统古典的审美理念，将典雅端庄、温顺柔和的个性融入新时代女性性格中，塑造了一批保留着羞涩特质，又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新时期女性形象。 　　二、女性羞感失存现象的原因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着政治制度的改革、文化的西学东渐、经济的资本转型，这些总体迫切的被动的转变，引起了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崩盘。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后，胡适提出了“打倒孔家店”，陈独秀明确表示“非将这般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激进的知识分子企求颠覆传统礼教，但全盘西化的方式又无法使社会适应，改革对错之争层出不穷，这样紊乱的社会大环境也影响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 　　受西方思潮和五四运动影响，女性首先感受到的便是男权社会施予的沉重桎梏，强烈压制了女性的生理和心理自由，她们企图争取合理的尊严，达到男女平等的最终目的。但由于接收思想的局限性和理解问题的片面性，多数女性将男女平等错误地理解为男女“同化”，她们舍弃了自身固有的心理品质，过度地模仿男性的性格和行为，甚至认为矜持内敛是男权社会别有用心地弱化女性能力、限制女性行为的枷锁。舍勒认为：“真正的羞始终建立在对肯定的自我价值的感受之上。”[3]而当女性否认了羞感是自身的优秀品质，并且构建起一种男女对立的性别秩序，这不仅是十分不合理的两性定位，更是对自我价值的扼杀。关于这一点，鲁迅也曾说过：“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另一半……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4]但被“夺权”意识侵占思维的女性们，很难再理智判断是否需要保存性别之美。因此，淡漠羞感的趋势逐渐盛行，美性的羞感只能残存在欣赏女性的男性和欣赏自身优秀品质的女性笔下。 　　三、羞感缺失的影响 　　从二十世纪初之后，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越来越少地见到具有羞涩情态的女性形象，她们逐渐失去了羞的特质，或因缺乏美感而更显苍白，或纯粹泼辣无异于男性。这样的影响持续到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作家好用暴露的女性身体或是放纵的精神状态来表现女性之美，对女性羞感的表现几乎消失殆尽。 　　女性羞感的逐渐缺失，不仅仅是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但文学作品作为映照社会的镜子，是最能将羞感缺失的现象明显暴露出来的载体，它又在潜移默化中将这种价值意识渗透进社会的每个层次和阶级，几乎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