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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整合 融合 　　十年前，“传统媒体将死”的言论甚嚣尘上。如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热火朝天。从最初的“借手段”――将内容网络化，演变到如今的“借思维”――转变运营模式，传统媒体加快创新步伐，推动融合发展。 　　2015年11月1日至14日，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培训班在新加坡管理大学顺利举办。作为学员，笔者重点学习了新加坡媒体融合与转型发展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其为当下国内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思考和新启示。 　　一、坚持“公信至上”，主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随着建国一代的老去，和李光耀权威时代的过去，选民政治下的新加坡要继续保持经济的开放繁荣、政治的稳定廉洁和族群的多元和谐，在公共传播政策上，与时俱进，采用大部制管理，树立互联网思维，主张亲民化沟通，应对日益复杂的信息治理挑战，成为新加坡传媒融合、转型与发展最重要的政策背景、条件和机遇。 　　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快速迭代、高效决策”的公共传播要求，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整合了新闻、通讯和信访三大功能。利用这种集中化的政府管理模式，来加强营造有利环境进行公共传播，以确保政府新闻资讯的传播通畅。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新媒体，主动出击，大力拓展传播渠道。几乎每个政府部门、国会议员都有Facebook等社交媒体账号，包括总统、总理在内。各政府部门的行政传播处都把新媒体沟通当成整体公共传播的一部分，采用线上和线下渠道综合性的沟通方式。 　　总体而言，新加坡政府鼓励发展新媒体，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上给予的政策环境较为宽松，通过联合、整合媒体与政府的传播资源，形成融合之路，建构爱国、亲民、理性、高效的舆论生态。 　　新加坡传媒在融合转型上，与我国媒体面临的传播大形势是趋同的。该国两大媒体集团“报业控股”、“新传媒”的管理层均坦言，“真正的挑战在于下一代，他们单一依赖新媒体，不再使用融合或混合媒体方式。”因而，媒体融合只是一个过渡形态，既是对眼下注意力的收复，也是为今后的传媒竞争赢得主动。不过，相比国内媒体的促迫惶恐状态，新加坡媒体似乎并不着急，十分从容。 　　这与新加坡当地的传媒管理有关。新加坡政府坦言，他们是这个世界上非常有危机意识的政府，善于利用媒体的政治资源。政府、民间、国际三个舆论场之间可以畅通对话，而媒体也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媒体管制的宽松有度，制度化、经常化的媒介共同机制，和媒体资深编辑负责制的负责任、精细化、专业化操守，共同造就了国际化的传播公信力。 　　公信力正是新加坡媒体在融合转型过程中的底气，延缓了注意力的媒介前移速度，报纸、广电等主业的注意力依然旺盛，盈利状况良好，可以为新媒体的发展和融合预留充足的资本和时间。 　　二、坚定“阵地意识”，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时代，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生产优质内容的方向不变，但生产的内容在变，生产的方式在变，传播的路径也在变。 　　新加坡融汇东西文化的敏感度和包容度，以及先进互联网技术的推广，极大促进了新加坡媒体为全球观众带来与众不同的媒体节目。与此同时，新加坡拓宽国际合作渠道，寻求媒体产业合作空间，努力打造集媒体融资、媒体交易、媒体应用和媒体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亚洲媒体商业中心。 　　从新加坡的实践不难看出：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不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简单叠加，而是要在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在充分尊重和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对整个新闻传媒的管理机制、组织方式、发展模式等，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型，建立基于互联网思维下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国家治理体系相匹配的新型传媒体系。 　　媒体融合发展是一场全方位的革新，它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改版扩版和栏目调整，而是全方面向新媒体拓展，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改造。如何在这一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中“破茧而出”，已成为当下媒体业的时代命题。 　　在融合改革的过程中，媒体已无新旧之分，而关键是看有没有“产品的互联网化”这个基因。融合先是媒体集团内、区域内的跨界联合，然后是跨区域整合，这些都必须在资本纽带下，才能在一日千里的技术浪潮中，更高效地解决“技术的产品转化和落地”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报业控股可以拿出相当于年营收总额7.8%的1亿新元，设立新媒体基金的原因。 　　互联网时代，特别需要开放的思维、连接的思维、共赢的思维。融合发展绝不应该是关起门来搞融合，而要有借力发展的意识，不是什么都自己搞，也决不能搞大而全、小而全，要积极学习别人的经验，利用别人成熟的技术，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互联网思维，就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基于互联网技术， 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较之传统媒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具有信息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