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政策学科本土发展.docVIP

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的本土发展 ——以国际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经验为视角 林卡 【内容提要】 社会政策研究在中国起步很晚，但发展很快。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社会政策研究可以为我们寻找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途径提供理论导引和选择。在我们推进对于社会政策实践问题的研究时，理论建设不可或缺。本文从学科的规范体系、制度环境和学科制度建设这三方面入手，就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的建设及其发展环境进行探讨。 【关 键 词】社会政策/学科规范/福利理论/社会行政 考察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的三个维度 在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领域，中国学者的起步很晚。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有以“社会政策”为书名的译著出版，但其一直未能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这不仅有政治生态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经济形态的问题。社会政策理论的发展得益于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研究，而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不长，因而对问题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已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社会统筹和城市低保为特征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这为社会政策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随着研究的发展，如何深化社会政策理论研究并使它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就成为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然而，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够把学科发展仅仅看成是社会组织、期刊和会议统计资料的汇总，而要关注学科范式的形成和发展。正如库恩指出的，一门学科的建立就在于其学科“范式”的形成[1]，范式是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由此，一门学科的成熟不仅仅取决于有多少组织的介入和多少资金的投入，更在于其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因为资金投入和政府的政策关注点会随着具体情况而变化，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则是确保该学科持续发展的前提。 因而要考察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学科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在此，范式是指学科共识，即在这一学科领域中研究者所具有的共同的规范、理论前提和基本观念。第二，学科发展也与该学科所反映的对象的状况相关。我们要研究这门学科的生存环境和它所面临的问题，以便理解该学科发展的现实动力。第三，学科发展也需要有组织因素的推进。 从“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的成立到现在，这一学科研究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2]在早期阶段，有关贫困的研究、生活方式的研究和公共政策的研究推进了福利经济学向社会行政学的转化。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批社会政策学者，开始致力于该学科的理论化和学科化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促成了该学科学科规范的确立，并实现了社会行政向社会政策学科的转型。今天，我们要追溯社会政策这门学科的早期渊源，仍要回到社会行政学。在费边主义传统的影响下，社会行政这一学科的发展带有很强的改良主义色彩，力图建立理性化的政府和有效的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社会行政学讨论的课题已经由地方的社会管理和公共行政的讨论扩展到养老、儿童照顾、社区发展、教育和卫生状况等公共服务问题。社会行政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导向，并以增进人们的福利状况为目的。第二，它注重政府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关注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第三，社会行政学的理念与“社会工程”理论和社会改良的理念相接近，因而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冲突与阶级斗争的范式。 社会行政学的这些特征使社会政策学科形成了以“进步主义为目标，以改良主义为理念，以国家政策制定为手段，以阶级调和为导向”的基本特征。这些要素以后逐渐成为社会政策这门学科中的基本成分，并奠定了规范基础。 同时，社会政策理论的发展也有赖于在有关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民主和政策制定的相关性、市民社会与法团主义的联系、家庭结构与社会服务的关系、地方行政与个人福利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基于这些研究，研究者形成了一些相应的学科共识和研究规范，从而使社会政策逐渐演化成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当然，在长期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社会政策研究在各个历史阶段也出现了不同的主流思潮。这些思潮包括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工业化的逻辑”理论，70年代盛行的Titmuss的三个福利模式理论，80年代盛行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自由主义社会政策思潮，90年代的福利国家分类学和21世纪的全球化理论。这些思潮的流行扩展了社会政策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社会政策研究相关范式的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因素直接推进了社会政策学科的成长：一是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化、体系化；二是学术共识的形成、标准规范和学术假设的确立；三是理论思想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笔者在此并无意于描述社会政策这门学科的发展进程，而旨在研究这门学科到底是如何成长的。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发展可以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所推动。从内部因素着眼，我们应研究造成该学科的内容和范式发展的动力；从外部因素来说，我们应研究学科发展的历史环境及其造成的影响。同样，学科发展也可以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