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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村规民约的法治化治理 　　摘 要：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化产物，其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现实中，大量的村规民约则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各类冲突，要消解这些冲突，必须从村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备案审查、矫正程序等层面入手，实现村规民约的法治化。 　　关 键 词：国家法；村规民约；社会契约；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02-0045-06 　　收稿日期：2015-11-12 　　作者简介：王振标（1980―），男，湖北省监利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行政法。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行为规范，具有强烈的“内生性”和“本土性”，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化产物，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着“准法”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现实中的大量村规民约则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各类冲突，如何消解村规民约这种“准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实现村规民约法治化，将是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重要课题。 　　一、村规民约的性质 　　⒈村规民约是一种内生性的民间法。村规民约是指村民依当地的道德传统、民风习俗，结合国家法律、政策自行订立，为全体村民共同遵循的社会规范。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最早的成文村规民约为北宋时期陕西蓝田吕氏兄弟发起制定的“吕氏乡约”（或谓“蓝田乡约”）。[1]改革开放后，随着村委会制度、村民自治的推广和普及，村规民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国家法相比，村规民约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和本土性特征。就内生性而言，与国家法不同，村规民约由村民依村内民主程序自发形成，而非经国家法定机关依立法程序制定。就本土性而言，它更多地体现了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和道德传统，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本土性特征更加明显。村规民约这种内生性和本土性特征决定了其运行过程中具有强大的道德基础和群众基础，但同时也埋下了与国家法之间相冲突的隐患。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村规民约是中国习惯法的重要组成，但笔者更倾向于村规民约为民间法多于习惯法的观点。从形式上来讲，现行的村规民约多为成文形式，而习惯法既可为成文亦可为不成文；从内容上看，现行的村规民约虽然保留了大量乡土风俗的内容，但同时也有大量国家法内容在其中被引申、细化和应用，它已不再是“皇权不下乡”时代纯粹的地方习俗和道德准则的制度化，而是地方习俗与国家法共同孕育的结果。而且从权力渊源来讲，它直接来源于《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明文授权，只能在国家法的框架下运行，作为国家法的补充。 　　⒉村规民约是一种自发的社会契约，其约束力来自于社会成员对自身权利的让渡。作为一种自发性的民间法，村规民约的权威基础并不来源于自上而下的国家公权力的层层授予，相反则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权利让渡。一方面，与封建时期的村规民约相比，无论是制定程序还是具体内容，当代村民自治大背景下的村规民约具有更多的民主性、合法性等特点（至少从应然的角度而言如此），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长老权力”的简单演化，而是一种村集体中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表达，具有更强的“同意权力”属性，更多地表现出社会契约特征。另一方面，与国家法相比，当下的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直接民主的结果，它虽然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法为其法律基础，但同时它是村集体社会成员共同协商的直接结果，因而更多地表现出社会成员因自发同意而主动让渡其部分权利、自愿接受约束的社会契约特性，因而其效力基础不仅来源于国家权力的授予，同时亦来源于社会契约的道德基础，而这种道德基础是其得以顺利执行的重要前提。 　　但应明确，这种社会契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民事契约：一是因为它所规范的内容以公共利益为主，它所涉及的诸多利益均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村集体的环境卫生、公共排水系统、公共灌溉系统、社会治安、公序良俗等。二是因为从程序来看，它不是所有契约主体同意的结果，而是基于某种民主程序大多数契约主体同意的结果，它是契约主体政治权利交织和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私人权益的交换，因为多主体民事契约的成立一般以各主体均同意为基础。 　　⒊村规民约是国家法的有益补充。一是作为一种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村规民约有效填补了国家制定法的空白，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社会规范和制度。国家法往往只能是宏观层面的调控和规定，加之我国地大物博，地区发展差异巨大，各地风俗习惯和社会关系均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国家法在规范和调整各类社会关系时总会留下大量的真空地带，而村规民约则起到了填补作用。相较于国家法，它更贴近当地乡土风俗和道德传统，更加贴近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乡土社会。加之它在程序上的直接民主性又决定了其更易为村民所接受，它可以将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消解于基层，有效降低了村民定争解纷成本，同时也弥补了国家司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