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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抗战讲义 抗日战争与滇缅公路的修建 七七事变后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南方的广东、汉口、上海、南京等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包括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业、50%的人口。更为重要的事，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武汉会战以后，中日双方进入战争的相持阶段。战争变成了消耗战。对于中国来说，物资供应问题此时显得异常严峻起来。 捐款捐物 旅居海外的华侨得知祖国遭遇日本侵略后，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汽车等物资。迫于抗日救亡的严峻形势，政府还拿出极为珍贵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汽车、石油、军火等。这些物资需要紧急运回国内。中国急需一条安全的国际运输通道。 预见 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预见到，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将不可能守得住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平原地区的城市，最终国民政府必将退守西部。[3] 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提出《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建议各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印度洋的铁路和公路。 滇缅公路还有一个无形的作用——它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使得日本军原来是要在滇缅公路正面打败中国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但由于有了包括滇缅公路在内的对外通道，使得日本军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为从沿海越南、西北和缅甸封锁中国的对外通道。这样给疲惫的中国军民有了喘息的机会。 人工拉着大石碾碾压路基滇缅公路修建之难，难在公路经过的80%的路段是崇山峻岭。由于抗战形势的日益紧迫，滇缅公路的很多路段只好边勘测边施工。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战前就十分缺乏，抗战开始后，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了。况且滇缅公路将要从云南边境地区流行“瘴气”的地区经过，更就成了招募工程技术人员的一个大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投身滇缅公路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有：总设计师、副总工程师兼副总队长、代行总队长李温平（唐山交大1935届），滇缅公路局副局长陆振轩、工务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龚继成（唐山交大1923届），工程处处长黎杰材（唐山交大1928届），桥梁设计处处长钱昌淦，桥工处设计股股长嵇储彬（唐山交大1937届），下关总局技正兼工务科长周赞邦（唐山交大1911届），工程师王序森（上海交大1935届）、刘曾达（上海交大1936届）、李宗达、殷之澜（唐山交大1933届）、徐为然（复旦大学1925届）、王度（清华大学1920届）、下关滇缅公路局公务科科员周绍良，此外对滇缅公路有巨大贡献的还有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赵祖康（唐山交大1922届）、徐以枋（复旦大学1928届）、夏舜参（哈工大1930届）、交通部桥梁设计处正工程司梅旸春（清华大学1932届）等 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对流落到昆明的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进行培训，在短时间内学习地理和地质方面的知识，学习如何加快公路工程进度、用沙砾平整路面、把一条曲线慢慢拉成一条直线、减少急弯和陡坡、改良排水系统，以及如何修建载重量不能小于10吨的桥梁等等一些课程。这种速成似的培训，是令人惊讶的。但在那个刻不容缓的年代，抗战激情高涨的年轻人产生了惊人的学习效率，后来，他们在滇缅公路建设中磨练成为技术骨干，创造出滇缅路上的奇迹。后来，一批批技术人员穿越敌占区，冒险越过日军封锁线，长途跋涉于湖南、贵州、云南那些重峦迭嶂的山区来到昆明。很多人行到半路就已盘缠用光，一路靠典当随身行李和衣物才来到昆明，有些人因劳累体弱，就死在了旅途之中。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难题是缺乏机械设备，这使工程更加依赖于数以万计的劳工的手工操作。因为时间紧迫和战局恶化，最初的建设工程不得不用最原始的方法。在几乎所有的路段上，劳工们都是用自己家里带来的背篓来搬运泥土和石块。在长达959.4公里的路段上，大都用这种蚂蚁搬家似的方法。 1937年底，滇缅公路沿线近30个县的劳工约20万人被征集来到公路上。这些人中，有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青壮年大部分都应征入伍了。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只筑路大军，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穿着用蓝色土布制作的衣服，其中只有很少的男人是壮劳力，其它都是妇女和老头以及很多很多的孩子，孩子们都带着自家的宠物：狗、鸡和长尾巴的小鹦鹉。在傣族地区，那些跟滇缅公路着大人来做工的孩子还带着猴子。 由于施工任务紧急，国民政府提出滇缅公路“先求通、后求好”的方针。严令公路沿线应征各县必须在1937年底以前开工建设,限期三个月之内先建成一条可以勉强通车的简易公路。 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滇缅公路终于通车了。9月2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滇缅公路修完了》。当时，国统区内的几乎所有报纸都报导了这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消息，它也震惊了全世界。美国驻华大使在途径滇缅公路赴重庆后曾说：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