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选读》讲义++.ppt

具体到文艺创造和文学创作上，宋代特别是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繁盛的“隆宋”局面，直堪与前朝的“盛唐”时期相衔接。当时的文学理论，正是这种高度发达的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宋金元时期的文学理论著作，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代。并且扩大了文论的领域，不但出现了有关词的理论著作，而且有了小说和戏曲理论的萌芽。 当然，这一阶段文论的重心还是在传统诗文理论特别是诗歌理论上，可以说较前代论述得更加深入精微。例如北宋的诗文大家欧阳修和苏轼，均以其文坛或诗界宗主而兼一流学者之身份，谈诗论文，议论之多之深之细，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是少见的。南宋后期的诗论专家严羽，着意总结唐宋诗的创作经验、教训。 建立了一套有系统、有特色的诗歌理论，在后世影响极大。而北方金朝的著名诗人元好问（几乎和南方的严羽同时），也同样在深深思索着诗歌发展的历史，以组诗的形式发表了他的真知灼见。这一时期的词论著作，前则有两宋之交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论词》，后则有由南宋入元的词论大家张炎的《词源》，都是词论史上的重镇。 　二、 本课要学习的宋金元文论内容　　我们这一讲，就来着重学习上述这些文论家的理论批评观点：　　1、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 　　欧阳修的文论著作和文论观点很多，这里，我们主要来学习他的一个著名的文论观点：“穷而后工”说，这见载于他的《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穷而后工”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里表露的比较重要的思想。在他之前，司马迁、韩愈等人也有过相似之论，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境遇与创作潜能的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态，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 这段话涉及到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问题：一是诗人穷而“自放”，能与外界事物建立起较为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其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更为曲折入微却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　　 这一理论，要求同学们掌握住，并最好能与本课前面学习过的司马迁的“发愤着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互相联系、互相比较来把握。　　2、苏轼的几个文论观点：　　作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论史上的大家，苏轼的文论著作和文论观点更多，本课要求同学们能够掌握的，是下面这样三点： （1）、“了然心手”说：　　苏轼的这一观点，见于他的《答谢民师推官书》一文：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苏轼在文学创作的“知”与“能”、“道”与“艺”的关系上，有着十分可贵的见解，他认为，创作的实现是“道”与“艺”的结合，即：“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并将“道”，“艺”关系转化为实际创作时的“心”、“手”关系：“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他的这一思考是相当深入的，在艺术思维的过程中，外界的客观物象转化为主体心中的审美形象和意象，并最终表现为物态化的图画和语言文字。这种对于艺术创作的精细入微的体察，且注重艺术作品自身存在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是很有价值的。 2）、“萧散简远”说：　　苏轼的这个文论观点，是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提出的：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 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 这是先从他所擅长的书法说进来，在书法上，他推崇魏晋时代的“远韵”，即钟繇、王羲之书法作品的“萧散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