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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债券——社会服务的新融资方式 2011年8月26日，英国政府宣布一项创新计划，通过在英国四个地区试发行社会影响债券（Social Impact Bond）来为当地的问题家庭提供援助。社会影响债券允许人们投资社会项目，当项目取得成功——受援助的家庭脱离贫困并摆脱对政府的长期依赖时——投资人或慈善家就能够回收资金并获取一定的收益。由此来看，社会影响债券是“大社会”创新中的一部分，能够创建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和慈善组织之间全新的伙伴关系，并关注任何需要资源的领域。这种经验对中国社会服务发展及社会管理创新有何启示，值得思考。 社会影响债券是一项实验性的融资方案，它让拮据的地方政府能够联合私人投资者，而不需要纳税人承担启动资金。这些计划于2010年在英国的彼得伯勒监狱首次执行，它也被称作绩效支付合同。与多数注重投入的社会集资项目不同，社会效益债券注重收效。 这不同于其他的政府采购社会项目，其亮点在500万英镑并非来自财政，而是通过“社会筹资组织”（Social Finance）从17位私人投资者那里筹得。而且，只有2014年的重返率与对照组相比降低了7.5%，投资者才能收回投资；如果届时重返率降低了不止7.5%，投资者就能进而根据所降低的比例取得最高可达13.5%的回报。 纽约是美国第一个尝试该计划的城市。高盛将为降低里克斯岛的青少年重复入狱率项目提供960万美元的贷款，该项目旨在减少再次犯罪后重新入狱的纽约年轻人数量。这一项目能否成功，将影响到高盛的最终回报。高盛若要收回全部96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相关人员的再入狱率必须下降10%。如果下降比例高于这一目标，高盛将获得更高的回报，但最高回报额被限定为210万美元。纽约的市长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非常支持这一项目，他的慈善团队也十分支持并为之提供了720万美元的贷款担保。 英国让空想社会改良家资助它的社会项目，而纽约则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高盛公司。部分社会效益债券投资结构中，投资者本金存在风险—如果项目失败，投资者不但拿不到收益，还会损失掉他们投入项目中的本金—但是纽约市的社会效益债券却不同。如果该项目遭遇困难，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个人基金承诺偿付960万投资的大部分。 政府针对社会问题采取预防性措施不是什么新鲜事，对纳税人来说，这些财政“投资”能否得到相应的“社会回报”是评判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社会服务领域的公益组织鱼龙混杂，“社会效益资本/公益资本”的管理更是棘手，政府若参与过深，则可能会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那样遭人诟病；政府若仅作一般性的招标采购公益组织的服务，遇到运营不力的公益组织，财政支出则有可能打了水漂。于是，看似复杂但内部逻辑环环相扣的金融产品“社会影响债券”应运而生。 这一创想最初在2007年由当时在Ashoka的Arthur Wood先生提出， 2008年，由在英国首相顾问组工作的David Robinson和Peter Wheeler发展成熟。那时的David和Peter在想，政府是否可以向那些通过预防性干预来节省未来财政开支的项目进行投资。最后，英国的“青年基金会”（Young Foundation）和“社会筹资组织”一起创造了“社会影响债券”这一新型金融产品。 奥巴马政府希望将其移植到美国，于是英国“社会筹资组织”向奥巴马政府推荐了Tracy Palandjian（潘君慧）。这个祖籍香港的女孩子看似柔弱，在英美公益界却颇为有名，拥有哈佛MBA学位的她，离开麦肯锡后在巴特农（Parthenon Group）的NGO部门工作了11年之久，曾为多家慈善基金和NGO提供管理咨询服务。为了使“社会影响债券”顺利落地，Tracy创办了美国的“社会筹资组织”。在她的努力下，“社会影响债券”被纳入奥巴马政府的2012年预算，允许各州政府机构发行“基于绩效给付的债券”（pay for success bonds）。预算建议发行1亿美元的此类债券，并设立试点项目以检验这个方法的可行性。 “社会影响债券”项目，或者称“为成功付费”项目，起源于英国，是指由私人投资者凑集并投入资金，用于达到特定目标。从理论上说，这种利润是双方面的，如果实现目标，政府向投资者返还资金，同时奖励一份利润；如果没有实现目标，政府不作任何返还。此类项目通常由非营利性组织负责运营，处理花费巨大的社会问题，而投资者也能通过社会影响债务获得回报。 “可以加速解决社会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杰弗里·B·利布曼去年就“社会影响债券”项目发表一份报告。他表示，私营机构投入是一条途径，可以加速解决社会问题的进展，尤其注重改善社会服务项目的效果。而且，“只有在项目发挥作用时，纳税人才需要付账”。而非营利金融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巴格—莱文就“社会影响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