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西学东渐》文字素材3 岳麓版必修3.docVIP

早期的西学东渐“西学东渐”下的近现代思想的演进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睥睨环宇，惠泽四方。然而，由于自然经济的束缚、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和文化高压政策的阻滞，致使中国的科技文化墨守成规而未与时俱进，渐渐落伍于世界先进文化之林，并在近代饱受西方文化欺凌的“反哺之恩”。 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显著特色则是“西学东渐”。实际上，早在明清时期，外国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已将西方“长技”带到中国，为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创造了机遇，但被中国的统治者斥为“奇技淫巧、旁门左道”而大加排斥，痛失一次自省与追赶的契机。鸦片战争之际，落后尚不自觉、昏聩犹未自省的中国人为列强的坚船利炮遽然惊醒，惶惶四顾，开始了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至今仍方兴未艾。 由于受列强侵略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等因素的制约，中国近代始终未能建立起超越西方的中国特有的完整的文化体系。 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魏源为首的地主阶级抵抗派高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旗，廓开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尽管由于种种条件所限，他们的主张并不能真正付诸实施，但这振聋发聩的清音，启迪着一批批后来的仁人志士走出盲目保守的思想藩篱，寻觅自强之路。正因如此，一些专家认为，中国近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肇端于此。 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制度的《资政新篇》。虽然这是一个外来侵略与洪仁玕个人因素相结合的“历史的怪胎”，在农民革命阵营中也并无多大反响，但它从某个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曙光。 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高擎“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编练新式海军、举办新式学堂、派员出国留学。尽管这种“布新（西方长技）而不除旧（封建制度）”的“嫁接法”并不能真正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但在客观上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实践的一大步，催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改良了中国“万马齐喑”、闭目塞听的社会风气。 在洋务运动的进程中，衍生出了早期维新思想。一些洋务派企业的具体经办者，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在实践中逐步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束缚，大力倡导不仅要 “师夷长技”，更要学习西方“长技”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经济、文化体系，甚至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其阶级属性使然，这些主张并不能得以真正付诸实施，但它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实际上，康有为等人的维新思想的大体内容与之十分相近，只不过维新派更注重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已。 19世纪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导演了一幕“百日维新”历史悲剧。力量孱弱的改革派大力倡导“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自然无见容于顽固而强大的封建主义，注定只能昙花一现。但他们不畏权贵，“公车上书”、成立政治团体、创办报刊、与顽固派论战、力行“百日维新”，极大动摇了封建思想基础，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被誉为中国的“启蒙运动”。 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以革命的暴力推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后，又为维护民主共和而掀起辛亥革命的三次余波（“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20世纪早期，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又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他们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传入提供了一片自由的天空。在其后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汹涌激荡。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近代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世界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密切结合起来。从此，中国人民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乘风破浪、历经艰险，抵达彼岸。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左”倾错误路线的继续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方针的大较量，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形式出现。这次大辩论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从而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学说，成为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光辉的灯塔。 纵观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不断递进，层层深入。从“器物”到制度，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照搬照抄别国道路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特色道路”。 3 高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