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docVIP

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 纵观战后中日关系史可以发现，无论是“人民外交”时期，还是邦交正常化以后，尽管存在着友好与交流的持续努力，但更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周期性恶化”：20世纪50年代末的“长崎国旗事件”，60年代末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动向，80年代的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风波，90年代在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上的对峙，以及新世纪初的“小泉靖国冰川期”和所谓“反日游行”。这提醒研究者，战后中日关系存在着导致“周期性恶化”的特殊结构。 然而，中国学者基本上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视角作针对个人的批评，鲜有对国家间政治的结构分析。比如，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中日交流断绝的原因是由于岸信介首相的反共、反华政策；①直到小泉纯一郎首相的“参拜问题”，研究者也还是倾向于比较简单易行的归咎于个人，即从小泉纯一郎的历史观、个性、本能等方面发掘原因。② 而在日本则大致活跃着两类解释：一种是结构主义的，即美国因素和台湾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中日关系；③一种是“中国异质论”的，即认为50年代末的中日交流断绝是由于毛泽东“独断”的“强硬”对日路线和中国“急进”的国内政策，甚至还列举中国大国意识的“面子”问题、“斗争外交”等等因素，④给中国贴上了政治“异质”必然损害中日关系的模式化标签。并且，这些也配合了小泉时代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外交斗争：主流学者们或把反对参拜称作“反日运动”，认为那是中国的“独裁制度”、“党内斗争”或“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⑤或把中日关系僵局看作国际政治“结构变动”的表现，认为由于冷战后苏联这一共同敌人的消失、台湾问题刺激了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对立、中国的高速发展造成了日本的担心等等，中日关系正孕育着新的结构，进入新的阶段。⑥ 比较起来，把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政治家的“反共”或中国政治的“异质”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论。 而日本学者的结构论固然可以解释部分事实，但把岸信介侮辱中国的原因推给美国和台湾的压力，把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推给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结构变动”，则根本经不起实证──因为岸信介亲口把中国国旗与“桌子、椅子”之类的“器物”相提并论，⑦小泉纯一郎自称参拜靖国神社乃向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战死的军人表示“敬意和感谢”，⑧这种象征着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对中国和亚洲战争受害国家人民的侮辱与恐吓的言行，和冷战结束与否显然是无关的。 可见，由于实证的过程研究不足，中日关系的特殊结构还没有揭示出来。因此，本文根据新发掘的史料和旧史料的重新读取，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末中日关系第一次危机即中日“人民外交”遭遇挫折的过程研究，把握和呈现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以为战后中日关系提供有阐释能力的实证经验理论框架。 一、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提出与人民外交的功能转换 对20世纪50年代初中日关系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人民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则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反动政府”区别开来，目标是与“日本人民”建立友好关系，以图共同反对美日军事同盟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的冷战压力和对东亚和平的威胁。 这种根本不以日本政府为对象的人民外交，可称之为“人民友好”意义的人民外交。⑨它在意识形态意义上，能够满足以人民的决定性力量制止美日当局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的想象；在现实政治中，则可以应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冷战政治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即在维持新中国政治尊严的同时，打开事实上的中日交流渠道。 然而，随着朝鲜停战和苏联提出、推进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随着日本对华国民外交的展开，中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的转变。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对西方阵营的全面政治军事动员抱有危机感，要求中朝改变朝鲜停战谈判“拖”的路线为立即停战的路线，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推动实现两个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⑩ 朝鲜停战后，苏联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为了巩固远东的和平与安全，“迫切的任务就是恢复远东各国间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11}这意味着，苏联新领导将背离斯大林时代中苏同盟共同拒绝《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立场，转而在默认该条约的前提下，推动苏联、中国对日议和。 必须注意到，苏联转变政策，当然使得它可以利用日本急于解决在押于苏联的日本人回国问题，来争取以日苏议和的法律形式固定苏联对日苏间有争议岛屿的主权或实际控制。 但对于中国来说，突然的政策转向是徒增尴尬而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中国不仅一直强烈谴责旧金山和约之“非法、无效”，而且日本在旧金山议和之后又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签订“日华和约”，使得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国际政治体制下根本没有可能。 于是，中国一方面应付苏联的“正常化”号召，一方面强调“正常化”的障碍在于美国和日本的反华政策。 1953年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给苏联领导人的电报中仅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