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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 陶飞亚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 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以来,以学科化的方式几乎取代中国知识传统中的所有门类,唯一例外就是中医,但也引起关于中医性质的激烈争论。医学人类学家冯珠娣(Judith Farquhar) 20世纪末提出,“中国医学是唯一以引人注目的、既是作为一个体系又是以散漫的方式继续到20世纪的中国本土的科学”。①由于论争主要在国人间展开,结果人们似乎忘记了争论的始作俑者是来华传教士。正是医学传教士,在跨文化的背景下最早从专业立场评论中医。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探讨了传教士在西医东渐过程中的贡献,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很少专门探讨他们对中医的认识,二是即使探讨也是基本强调他们与中医的竞争和对中医的批评,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研究此一议题,正如梁其姿所说,“是艰难但重要的工作”。②考察西洋医学背景下的传教士在语言、知识结构及民族文化感情的差异中如何看待中医,尤其是他们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疗理性及现代价值,意义自不待言。迄今为止,带有“中学西渐”意义的研究与“西医东渐”研究尚极不对称。①本文主要基于医学传教士的一手文献,梳理和考察这些中国文化的“他者”对中医的评论,特别关注其认识的变化及原因。这种正本清源的探讨,可能会对如何理解“传统”的知识有益。 一 西人最早了解中国医学,大约是在元代中西交通的过程中。②但真正实地接触和观察中国医学并一直持续下来,应该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来华算起。16世纪末耶稣会士赶赴中国之际,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希波克拉底四种体液说为基础的盖伦医学体系仍然支配着西方医学。中西医学都是以“传统观念和实际经验为依据的”。③当时双方的差别并未像后来那样大。明末来华懂点医道的利玛窦(Matthieu Ricci)就说:“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一般说来,他们用的药物非常简单,例如草药或根茎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医术就都包含在我们自己使用草药所遵循的规则里面。”利玛窦没有轻视中医中药,但分析了中西医体制上的差异:“这里没有教授医学的公立学校。每个想要学医的人都由一个精通此道的人来传授。在两京(南京、北京)都可通过考试来取得医学学位。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什么好处。有学位的人行医并不比没有学位的更有权威或更受人尊敬,因为任何人都允许给病人治病,不管他是否精于医道。”④他还指出,中国科举制度下从医者地位低下。利玛窦不是专业医生,但察觉到了读书做官传统造成的轻视医学的社会心理对中国医生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精神的消极影响。这些看法被后来的医学传教士们一再重复。 1621年来华的传教士邓玉函(P. Joannes Terrenz)是第一位到中国的耶稣会医生。他向身边的中国人指出其祖国瑞士也是用草药治病,不过与中国人不同的是“草木不以质咀,而蒸取其露”。⑤耶稣会士对中国医术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精细的把脉诊断方法。1671年第一本中国诊脉著作在欧洲翻译出版。向欧洲介绍中医最多的是担任过王室御医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他也翻译了中国诊脉的著作。在以他的名字出版的《中国医药概说》中介绍了一些中药品种和中医处方。一个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德国医生克莱叶(Andreas Cleyer)在1682年出版的译著《中国临床》中节选了《王叔和脉诀》、《脉经》、《难经》和《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此书使英国医生福劳业(John Floyer)受到启发,发展出一种结合西方和中国诊脉经验的诊断新方法。⑥大致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和受其影响的西方人还是乐于向中医学习的。 随着了解的深入,耶稣会士对接触到的中医有臧有否。传教士注意到“中国人给孩子接种疫苗的方法比英国式的更温和、危险性更小”,但他们更津津乐道自己在医学上的成功。如康熙患疟疾时“服用了金鸡纳霜,这种药以前在中国是不为人知的”。他们观察到中国人对血液循环有所认识,但“并不清楚地知道,血液是以什么方式在流出肺部后分配到全身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样回流肺脏的”。1705年来北京的罗马教皇特使多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Tournon)患病,太医奉康熙之命为其治疗,一段时间后他觉得清廷宫中“缺乏良医”。①总的 说来,这一时期在皇帝要求下清朝宫廷里的中西医之间在制药及临床诊断方面还有合作,但医 学理论上的沟通交流则未见其有。 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觐见乾隆时,英国古典医学已逐渐开始近代性的转型,在许多方面与中医拉开了距离。和珅生病时同时延请了中西医师,结果是西医治好了和珅的疝气。马嘎尔尼使团中人也没有像传教士那样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对中医已经没有耐心理解。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完全以否定的口吻描写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