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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 1．项目的立项依据 1.1．研究意义 生态系统是人类文明起源、传承和发展的载体。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构成一个国家四大安全体系，而生态安全可谓“底座安全”，谋求生态安全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潮流。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后起工业化国家，长期奉行“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庞大的人口压力和经济技术实力较为薄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而未能及时有效的得到遏制和恢复，致使非可再生资源呈绝对逆减趋势，可再生资源也显衰退态势。加之受区域地质和自然条件的影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危害性不断加重，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不断走向国际化，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的规模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我国在扩大外贸和外资引进的同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也未能避免污染转嫁入侵、国内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加剧的现象。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使我国的生态安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重危险。 从全球范围看，2005ESI（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146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现状，Nordic countries、Uruguay、Canada 等16个国家和地区环境评价分值较高外，，Norch Korea、Turkmenistan、Iraq、Uzbekistan Haiti，我国排名133位。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先后颁布了环境法6部，资源法9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29件，国家环保总局的规章（条例）70多件，国家环境标准375项，地方性法律900多件，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律文件和许多专业性法规相结合的较为独立的生态安全立法体系。　　—收益法（cost benefit analysis, CBA），CBA的思想，从规制成本-收益的角度，选择对“企业水污染高规制”个案，综合运用比较静态分析、福利分析、博弈论和模糊数学的思想，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AHP分析法，建立成本评价体系，对规制的效果进行评估，对规制的实施执行效果给出合理的结论。这不仅对提高生态管理规制效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规制评估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生态安全规制效果进行评估，有助于改善政府的行政绩效，提高行政执行能力，符合科学执政的理念。第二，对生态安全规制的合理评估，有助于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降低规制成本，促进规制的有效实施。第三，对规制效果进行评估，可以促进整个社会规制理念的转变，防止众多重复规制措施的制定，改变规制制定中的非理性行为，促进优化、高效的规制体系建立。第四，生态安全规制效果评估目前是一个全新领域，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探究生态安全规制的外部压力监控机制、监管实施机制、响应机制的基本特征和互动关系，以改变压力不清、状态不佳、响应不足的规制低效运行状态。第五，规制成本从执行成本和遵从成本切入，规制收益从生态服务价值的改变入手，构建规制成本-收益函数，是一种较新的尝试，进而分析规制中各主体的行为机制、激励机制，为生态规制的有效实施奠定理论基础。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生态安全问题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凸显的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环境公害，，法律、规章、政策、制度。 一般而言，企业进行环境管理是政府环境规制的引导行为，若无政府规制约束，污染的负外部性给企业带来的超过社会成本的收益，将激励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利润。JenningsZandberger（1995）Delnas和Toffel（2004）认为以管制为特征的强制力是绿色管理行为的主要推动力[11-12]。政府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企业行为，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企业是否会因规制约束而强化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创新。 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也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政府规制会激励企业加强科研投入，可以开发更清洁的技术。也有学者认为，政府规制不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激励，企业只会采取末端技术。主要观点如下：①政府环境规制加速了企业技术创新。Porter等(1995)研究表明，恰当的环境管制可以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并提高资源生产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使企业在面对较高的污染治理成本时，投资于创新活动，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能够降低服从环境规制的成本，发明出更清洁的生产技术，满足政府规制，并获得先导优势，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13]。Bovenberg和Smulders (1995)、Grimaud(1999)、RobHart(2004)先后分别将企业效用函数引入环境污染、政府环境管制、知识积累、环境友好技术研发等因素，理论上证明了厂商在政府实施环境管制下更倾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