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看中西哲学融合.docVIP

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看中西哲学的融合 　　[提　要] 中国文明史上的“文化霸权”，是一个由“道”而“儒”、由“儒”而“玄”、“玄”“佛”互“释”，进而“道统”的过程。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实乃中、外（西）文明对撞、融会贯通，最终“中体西用”。哲学唯光论以今释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期为构建和谐社会重组哲学基础。 　　[关键词] 和谐社会哲学 唯光论 　　笔者在“三论”中说，中国原生态文化是作为先秦原典的“原道、原儒、原墨”。这种“三原色”是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学派纷呈中脱颖而出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这种三原色也发生了不断地变幻。从汉魏以来，逐渐幻化为“儒释道”所谓“三教”。到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基本确立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学术界认为，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而不是儒墨道三家演义维系着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化脉络。事实是这样吗？这个中原因是什么？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又有什么关系呢？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在当今文明冲突、文化碰撞的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都必须面对的，自我文化与异己文化的调节与吸收、融会贯通与兼容并蓄的问题。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在经典理论与创新理论、自我文化与异己文化之间的“反比性”或“互补性”的问题。或者用哲学唯光论的话说，在方法论上是一个“执两用中”的问题。 　　首先是自我调节，兼收并蓄。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才走向民间。春秋后期已奠定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墨、道三大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则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学说丰富多彩的万千气象，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宽厚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六家：阴阳、儒、墨、法、名、道德[1]。司马谈引用《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认为它们都为安邦治国之道，都可以为统治者所用。它们在学理上也各有所见，各有所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汉初，因秦末苛政及战乱，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统治者采取了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的治国方略。道家因此“得道”。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一次比较大的分化和自我调节。国学的第一大家彰显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兼容并蓄为“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所以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国力大增，民心大顺。自汉初始，历朝历代，凡治国有方、有所建树者，都“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故汉初的一家得“道”，实乃诸家并用。在这方面，道学为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及融会贯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时“儒”已非彼时“儒”，汉初儒家受荀子学说影响很大，如“六经”之学中的易、诗、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而荀子礼法兼用的思想也普遍为汉儒所接受。仅就向武帝进言的大儒董仲舒而言，他不仅大力倡导礼法、德刑并用，而且大量吸收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于墨家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另据《汉书》记载：“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他是第一个把阴阳五行思想揉入儒家学说的人。因此，儒家的“受宠”，似如先前道家的“得道”一样，也是在广采道、墨、名、法、阴阳之长的基础上，充实、发展了自己。也正是这种自我调节、吸收融会精神，使儒学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 　　道家思想核心是无为，主张因物性、顺自然；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教，规范人性。这两种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在历史上自我调节、互相渗透、相互补充最终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同样是显而易见的。道家有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道家的庄子学派比较偏向于前者，老子学派则代表后者。老子所谓的无为，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2]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3]以及“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4]也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主张以柔胜刚、以曲求全、以退为进。所以荀子在评论老、庄二家时，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说“老子有见于拙（曲）无见于信（伸）”。韩非在吸收老子的无为思想时，强调的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该有为的。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汉初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提倡尽可能少地扰民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今存《淮南子》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的“经验”：“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言其莫从己出也。”[5]“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6]“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