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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叙事之争与国家认同的困境 2014年08月12日15:11???新浪历史???作者：文化纵横???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感叹：“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这段独白业已成为经典论述在各种史学论著和大中学校历史读本中不断被复述转引，成为大众群体感受中国近现代民族危机并激发爱国热情的必用材料。然而，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不免于发现，梁启超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他所谓的传统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等于是说近代以前没有“中国史”，甚至于没有“中国”。“中国史”与“中华民族”一道不过就是在近代才被建构出来的东西。梁启超不会想到，他曾不遗余力打造的“中国史”在一百年后却走到了自己初衷的反面。这一呼唤爱国主义的努力在今天的台湾学界却变成了民族虚无的证据。问题集中表现在“中国史叙事”的合法性上。诸如杜正胜先生及其新史学作者群便以此为理由，鼓吹以台湾史代替中国史，使其处于“同心圆”的中心。顺着这条逻辑推演下去的结果是我们不堪承受的，不啻台湾史可以脱离于中国史，元史、清史也可以脱离于中国史，甚至于连中国史都可以取消。 　　对此，我们不禁追问，“中国史”究竟从何而来？与中国史休戚相关的国家认同只是当下的新问题吗？ 　　一、流行理论引发的问题 　　一般认为，民族理论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实在论和建构论。而自1969年巴斯主编的论文集《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出版以来，当代族群研究者大都扬弃了以血缘、肤色、发色等体质特征，以及语言、服饰、发式、宗教、风俗等文化特征，来区分族群的传统论述形式，转而从族群成员的“主观认同”来界定族群。这可以说是建构论对实在论的一次重大胜利。我们不应对此感到奇怪，建构论的兴起无疑是对纳粹种族主义的反思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反映。在甚嚣尘上的建构主义浪潮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题目可知，在作者看来，民族不过就是“共同的想象”。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的理论在台湾成为显学。竟至于“民族”这一传统术语几乎要被“国族”取代，以凸显国家权力对于族群的建构作用。 　　包括安德森在内的主流的民族主义理论基本上都遵循这样的逻辑：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诞生于西方，民族主义也随着资本主义诞生于西方。安德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民族主义的源头由欧洲移到了拉美。然而不管其原产地是欧洲还是拉美，他们都把民族主义视为西方社会的产品，并随着欧洲国家的全球扩张而播撒到全世界。诸如任职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沈松侨先生在他著名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一文中便引用安德森的观点，称“‘国族’想象之所以可能，要以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为其社会基础”，其中“商品印刷品”的出现更是“‘国族想象’不可或缺的生存脐带”。这种思维方式在泰戈尔那富有诗意的描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世纪末日的太阳在西方的血红的云海中和仇恨的旋风中没落。民族利己的赤裸裸的激情带着它那贪欲的醉狂，紧随着刀剑的砍杀和复仇的狂歌舞蹈。” 　　无论西方学者多么强调在研究中国时要尽量避免西方中心论，但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却众口一词。他们无一例外地把西方视为主动者，把中国视为被动者，就像邮递员投送信笺一样，把“中华民族”塞到了中国人手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竟然成为了反对中华民族认同，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否定中国史叙事往往以打着“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旗号出现。然而，主流民族理论家们在解构“中华民族”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倘若民族主义是“商品印刷品”的产物，商品印刷品又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至少要等到像印度等殖民地国家一样，被西方殖民一段时间后才会迸发，因为那是普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商品印刷品的唯一法门。然而事实却是中国一经西方冲击便在知识群体中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个过程出现在普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这又如何解释？ 　　针对这些主流论调，葛兆光教授试图以流行的“唐宋变革论”为基础，找出大量证据说明民族观念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已然十分普及，近代中国引入的只是“民族”这个术语，而并非民族意识。或许我们还能在此基础上找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在宋代印刷品已经作为商品出现了。重要的是，不论葛教授的努力是否真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他至少极富洞见地指出了这种以“反对西方中心论”为由头的否定中国史的做法本身就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前提的。然而，葛教授也与他批评的对象一样，都把民族主义的历史看成是单线直进的历史，他们分别在这根直线上截取了某一中点，中点之前没有民族意识，中点之后就有了民族意识。所以异趣者，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