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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语权及其文化和实践支撑 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组织研究中心 顾骏 2013年6月29日 一、师出有名：中国需要话语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实力得到极大提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中国加入WTO为转折点，如果说此前的“开放”主要表现为中国向世界的开放，通过适应世界的既有规则，吸引资金、技术等要素进入中国，推动经济发展，那么此后的“开放”更多地表现为世界对中国的开放，发展起来的中国在获得别国更大的市场的同时，以资金为主要形式的各种资源也开始走出国门。 国家财富的全球配置必定要求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也实现全球配置。自索马里海护航以来，先后有利比亚军舰撤侨、钓鱼岛海巡和南海诸岛宣示主权，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姿态日益明确，强力行动持续推出，各种新型武器也高调亮相，反映出中国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上，正发生深刻的战略调整，实行多年的“韬光养晦”策略客观上已悄悄淡化，在国际舞台上，正当的利益追求和与之相匹配的强力手段的使用正成为中国国家行动的新标志。 维护国家主权和相关利益的强力行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迄今人类社会仍未完全摆脱“强权即真理”的“丛林法则”，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强调利益，强调为维护利益而不惜一战的世界中。但对于承担全球责任的大国来说，却不能简单以利益为由来动用维护手段，特别是强力手段。利益尤其是符合国际法的利益可以成为强力行动的理由，但不是唯一的理由，也不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人类生活中永远通行着一对原则，弱肉强食和抑强扶弱，两者既相互对立，又彼此制衡，给世界带来了张力和活力，追求道义形象因此成为大国追求的重大目标之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知道“师出有名”的道理：追求利益的强力行动必须具有超越利益的理由。从中国古代的“替天行道”到21世纪某个国家以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的入侵他国，“合适的理由”始终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采取强力行动时必备的道义要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超越赤裸裸的利益追求，呼应人类的道义诉求，实现“国家话语的普适化”，不但有利于国家实现当下的利益追求，更可以通过树立大国道义形象，增进国家长远利益。 一个国家能否为自己的利益追求提出普适理由，这些理由能否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使国家处于相对竞争方的道义优势地位，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话语能力。“话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因为一个国家所奉行的价值观、制度和规则等，最终都需要通过“话语”进行解读，给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相对其他国家的优越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普世价值”无非就是一个国家的“话语”获得了全球范围的适用性，从而获得相对其他国家话语的道义优势。 “话语”看似空泛乃至空虚，只是某种说法，无法直接改变事物，但人类世界最奇妙的地方是“话语即为实在”，有什么说法，就会有什么样的“实在”。英国科学家、哲学家霍金在近作《大设计》中提及一个概念叫“观念依赖型实在”，其核心思想是，人类面对的实在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取决于人类的观念，我们怎么看待世界，世界就呈现给我们怎么样的实在。霍金的论断有着量子理论及其视野的科学支撑，论证起来很复杂，本文限于篇幅，不作详细介绍。但祖国医学的成果足以证明“观念依赖型实在”概念能够成立。 一个人患了病，找医生诊治，中医和西医给出完全不同的诊断和处方。人是同一个人，病是同一样病，处方虽然不同，但疗效可能同样明显。这个病在中医和西医的眼里呈现了不同的“实在”，而不同医生之所以看出不同病情，就在于中医和西医的思维方法不同。所以，到底是什么病，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医生所持有的思维和观念，而思维和观念都离不开话语。 “话语”之所以能够服务于国家利益，就因为“话语”界定了世界是怎么样的，国际社会应该有怎样的秩序。当年中国申请加入WTO时，不但规则和秩序是既定的，关于规则和秩序的“话语”也是既定的，中国可以同相关国家谈判，但只能在既定的“话语”体系中“讲道理”，进行利益博弈。今天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国与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彼此有关系调整的需要。但对中国来说，与申请加入WTO时不同，这个关系调整不但涉及具体利益，诸如开放哪些领域，采用多高税率之类的事务，更涉及利益分割的原理和原则，以及论证这些原理和原则具有合理性的“话语”。只有“话语”得到认可，由“话语”得到合理化的原理和原则才能成立，根据原理和原则而设定的规则和相应的利益格局才能最后形成并稳定运行。就此而论，中国要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在扩展强力手段的同时，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确保国家的战略利益。 如果承认“规则即权力”，那么，制定规则者就是有权力的人，提出制定规则所必需的原理和原则的人是更有权力的人，而能够提出让这些原理和原则得以成立的话语的人就是最有权力的人，他所掌握的就是“话语权”。中国要进一步走向世界，要在国际舞台上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