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何大败后仍自居天朝上国.docVIP

清朝为何大败后仍自居天朝上国 导语：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并未深究战败原因，也未对负责官员进行处理；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也没进行任何改革；美国主动提供制船造炮之技术，也被婉言谢绝；《南京条约》罗列的卖国条款，朝野上下也都认可；英国提出今后要平等往来，却令中国君臣惶恐不安。出现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现象，究竟是为什么？ “天朝上国”的自信与自尊 对外妥协，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传统的重现：每当外战不利时，统治者常以此法羁縻或同化入侵的蛮夷。如果西方人熟知中国史，就能得知清廷这些举动的依据：英国“重商而轻官”，“上下交征利，不求物质所得者盖寡”，与传统蛮夷同样粗鄙好利。于是，《南京条约》就被清廷视为羁縻手段——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只要控制贸易，就能控制蛮夷；既然“英夷”要在通商口岸贸易，那只要控制口岸，就能令其就范——这是多么完美的理论，哪还需要搞什么改革？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表明，面对“英夷”，沿袭古制无异于玩火自焚。 中国的“精神胜利法” 《中英南京条约》和其它卖国条约一样，并不能结束双方的冲突。但作为失败一方，中国这个“天朝上国”在精神上并未被击败，官方文件仍称英国为“英逆”，英国入侵则被称为“犯顺”。条约也未对中国造成冲击：在鸦片战争后10年里，各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朝鲜10次，琉球7次，越南和暹罗各3次）。中国官僚们只是认为，给予西方的特权太多，因此想方设法不履行条约。同时，不少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声名狼藉、行事不端，更加剧了中国人强烈的排外情绪。 英国的失望与希望 作为鸦片战争的胜利者，英国人同样失望，因为中国人不愿与他们接触，通商口岸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贸易扩张。直到《南京条约》签署10年后，作为通商口岸的福州和宁波，外国侨民数量仍只有12人；厦门略多，约25人左右；传统外贸中心广州也不过有300名外侨；即使在外国势力的据点上海，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也只有300多外国居民（不计家眷）。英方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获得更多的租界。曼彻斯特商会当时声称：“我们同中国的贸易直到买卖权扩展到我们现在所局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天朝上国”幻象的破灭 由于双方如此对立，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英法联军和鸦片战争时一样不可抵挡，尽管付出了比鸦片战争大得多的人员伤亡，但在八里桥的血战中彻底摧毁了清朝的武力支柱——京营和蒙古马队，随后还占领北京，烧毁了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咸丰皇帝也在逃亡中死去。这一系列难以掩饰的失败，才让一部分中国人觉悟——“天朝上国”的表象，再也粉饰不下去了。 统治阶层的公心与私利 粉饰太平并非无能官僚的专利，就连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不能免俗。史学家蒋廷黻曾作如下记载：“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中国为何不能认输？ 林则徐的确是传统中国最好的写照，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统治者们尽管动机不同，但对西方的深恶痛绝都如出一辙。虽然军事上的失利让他们意识到“器不如人”，但无论于公于私，都绝不服输，绝不承认这是中国整体上的失败。所以，从当时的官方文件上看到的仍是中国千年不变的自信和自尊：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法两国侨民相继在琉球定居，道光皇帝照旧居高临下地训示，“佛英二国，不应扰我属国”，“若不为之弭止惊扰，殊无抚驭外藩之意”。虽然这些话被记录在案，但它们的功效却已成过往烟云。 改革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 和这种自信和自尊相辅相成的，是清朝政策的转变。随着耆英等“把坏事变成好事”的羁縻派占了上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想获得先进军事技术的派别失势，训练新军、装备火器、建造要塞等工作也逐渐被搁置。这一情况的出现有其道德依据：既然羁縻洋人就能维持太平盛世，为什么还要向帝国主义投降，低声下气地求他们帮忙建设国防？ 难以突破的思想局限 退一步来说，纵然林则徐等人上台，最多只会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要像日本那样维新变法则无从谈起。于公，千年以来，全体中国人对“天朝上国”的自信已是无可动摇，明智如林则徐也不能突破这一历史局限。当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去职时，英国海军司令伯麦（J·G·Bremer）就曾作评：“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一血性，一才气，但不悉外国情形尔，断鸦片烟可，断贸易不可。贸易断则我国无以为生，不得不全力以争通商。”一是中国近乎迷信的好面子，一是西方近乎无耻的讲利益，双方差别由此可见。 无法舍弃的个人私利 于私，中国传统体制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想要动这个体制，那就是砸人饭碗，断人财路。半世纪后的“戊戌六君子”就用自己的头颅证实了，在这个体制里搞改革要冒多大风险。因此，在两次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