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刻-中国历史背景中的西方市民社会观念.docVIP

中国历史背景中的西方市民社会观念 墨子刻 著 秋风 译 内容提要 导论 西方关于“市民社会”的定义 市民社会在现代和前现代中国的有限发展 受到抑制的中心与儒家乌托邦主义之匹配 中国的乌托邦主义与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 内容提要 西方的市民社会一词，目前在研究中国历史及可能的民主化问题的西方和中国学术圈中大行其道。但是，这些研究对这个词的使用，与其在最初西方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这一混乱的语义情境，阐明了整个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展出市民社会，而且目前中国人著述中对这一词的使用，也掺杂了与西方社会传统相悖的本土理念。本文认为，在西方传统中，“市民社会”是指某种非乌托邦的（un-utopian）政治秩序，在此一秩序下，道德上和知识上易错的（morally and intellectually fallible）公民自我组织起来，监督不可救药的国家（incorrigible state），努力把国家对其生活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或运用某些国家干预来抵制国家以外的压迫性精英。而在中国人的著述中，这种非乌托邦的、自下而上的（bottom-up）“市民社会”定义却被过滤掉了，代之以深植于传统的、乌托邦的、自上而下的（top-down）理念，在他们的观念中，道德-知识上的圣贤——不管是不受私利蒙蔽的政党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将掌握可驯服的国家（a corrigible state）或者起码获国家允准指导社会。政治理念上的这种分歧，可能使国际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导论 中国在何种程度上曾经存在过市民社会？西方的市民社会理想对现代中国思想发生了何种影响？这种影响，在何种程度上集中在西方理想上，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本土知识传统的型塑？中国加强市民社会之诉求，在何种程度上从政治上看是理性的或审慎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认识论，在何种程度上恰当地运用了“市民社会”这样西方的范畴，来分析其人民的生活？——他们本来有描述自己生活的概念，传统上缺乏“市民社会”之类的范畴。[1] 方便的办法是先讨论一下认识论问题。如果你相信全世界的历史都遵循某些规律，而西方人碰巧发现了它，或者你相信“市民社会”的理想乃是基于人类普适的权利，或者你相信这样的范畴起码是普适的一致的术语，即使这些范畴是正在研究的人们闻所未闻的，也可以用来恰当地分析他们之活动的事实，那么，运用西方的范畴来分析中国事物（这一客位研究框架），就是正当的。而在中国知识界，上述三方面的假定，都没有遇到过严重的挑战，因此，运用“市民社会”范畴来分析中国历史，根本就不存在认识论上的障碍。反倒是在西方学术界，上述三个假设都遇到了严重挑战，卡尔波普否定存在什么历史规律，Alasdair MacIntyre罗列了客观的、非个人规范（objective, impersonal norms）之观念的一大堆谬误，Richard J. Bernstein则探讨了在追求知识过程中任何类型的“客观主义”之谬误[2]。不过，即使在西方，近来很多主流趋势又开始谈到普适的人性（不管是在医学、心理学、民族学还是在认识论领域），“理性选择”之类的普遍的认知模式，普遍的社会学或经济学功能，社会演化的全球模式，以及工业社会部分“分流”前提下的而大趋势上的“合流”。[3] 更进一步说，原原本本地理解历史行为（即主位研究框架，对应于下文客位研究框架），大概是做不到的，而且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解释过去，就必须将其置于一个今人能够理解的参照框架中，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同时，由于文化变迁，本国人常常会觉得借用外国的观念来分析自己的文化是正当的，当代中国人运用西方市民社会的概念来讨论中国历史，就体现了这一点。一旦外国的观念不能被恰当地用来分析一种文化，那么运用这些外国观念的本国人就会被认为是已经游离出她自己的文化，即使她觉得她恰恰是要阐释自己的文化。最终，这些试图回避“客位研究框架”的学者，却把她本人对生活的理解陷入了某一客位框架之下。这样一种佯谬，唯有体认到文化并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系统，才能得以避免。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并不是由那些根本就不能解释的习俗构成(比如在喜庆日子燃放鞭炮)，而是由对“什么”（because）的陈述构成，它们就需要某种反思性探讨或“论述”，这种反思可由那些经常跨越社会与种族分界线的人来完成，比如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华人，反之亦然。[4] 如果你接受Bernstein研究获取知识的问题的解释学（hermeneutic）方法，那么，任何历史分析范畴，只要得到那些遵守成功的思想规则、被认为诚实地运用它的人的支持，就都可以使用。[5] 换句话说，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这样运用这些范畴，从逻辑上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应该运用这些范畴，即使有这样的逻辑，其实也没有用。绕过基本的范畴是不大可能的，对此予以重新诠释，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西方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