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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诉法学年会纪要——对修改后刑诉法准确把握重在落实.doc
刑诉法学年会纪要——对修改后刑诉法准确把握重在落实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佚名 日期:2012年10月26日 浏览: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来自执行。”10月19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卞建林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开幕式致辞,点明了本次年会的主基调——聚焦司法实践,研讨法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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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刑诉法重点新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一)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亟待司法解释细化
现代诉讼理念认为,强制措施具有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双重功能。结合本次刑诉法修改,与会代表对监视居住、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取保候审制度完善重构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尹吉认为,修改后刑诉法第73条中“指定的居所”是指排除犯罪嫌疑人“固定住处”、“羁押场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以外的,犯罪嫌疑人临时居住并且可以接受讯问的处所。根据立法精神,指定居所还应当排除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其他的各类办公场所如“培训中心”、“预防基地”等。
“从域外经验看,监视居住作为羁押措施和取保候审之间的过渡措施,应视为半羁押措施。”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永生副教授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对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规定过严,以符合逮捕条件为前提,可能导致逮捕与取保候审之间存在空当。同时,他指出适用监视居住不报检察院审查,所以是否符合逮捕条件并不确定。相关的法律规定空白,有待司法解释进行明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姚莉教授认为,检察院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能部门,应依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分别为侦查监督部门或审查起诉部门,无需设立一个独立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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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侦查程序:技侦证据应坚持最后使用原则。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初始阶段,是起诉和审判活动的基础。本次刑诉法修改,赋予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扩大了查询、冻结财产的范围,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时间延长到24小时,对三种重罪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在侦查权扩大的同时,立法对侦查权进行有效限制,以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
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相关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程雷副教授认为,检察机关技侦权的适用对象、适用案件范围应当进一步明确,对于决定权与执行权之间的衔接性规定应当细化,对于技侦证据的使用应当坚持最后使用原则。
控制下交付问题亦得到与会代表广泛关注。控制下交付是指侦查机关发现与犯罪相关的重要证据材料时,在对该证据材料进行秘密监控的情形下,允许物品继续流转,以侦查策划该项犯罪的犯罪组织、团伙以及其他犯罪参与人从而彻底查明该案件的秘密侦查方式。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俞亮副教授认为,控制下交付的对象应扩大,不再限于实践中适用的毒品犯罪,建议检察机关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也可以应用控制下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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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辩护制度:律师调查取证权拓展。
现代刑事诉讼中刑事辩护应该受到格外重视,对此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王敏远研究员提出三点原因:第一,刑事辩护从历史到现代、从制度到观念都处于弱势地位,易受非议。第二,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其全力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于普通民众的朴素道德观,律师通常处于“道德劣势”。第三,基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特点,刑事诉讼作为发现、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程序,需要律师参与对抗。
与会代表结合修改后刑诉法对侦查阶段律师是否具有调查取证权展开研讨。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认为,刑诉法确认侦查阶段的律师是辩护人的身份,进而可以推导出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范围从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扩展到侦查阶段。
有与会代表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应有特定内容,不宜主动调查,但是可以被动接受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最重要的是认清律师调查取证权属于“权利性质”,不具有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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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据制度:从“排除非法证据”转向强化取证规范化。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直接决定了刑事诉讼的质量。与会代表围绕证据种类、举证责任、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等问题展开广泛研讨。
证据法规则表明,证据本身不能成为证明对象,以免陷入循环证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马明亮副教授认为,目前,笔录证据范围不明确、证据资格缺乏明确限定、质证程序空洞化、证明力的判断处于自由裁量状态,大量适用笔录证据将带来极大的司法风险。并非所有笔录都是独立证据,他建议实务部门应当对笔录证据的质证规则、程序救济等作出司法解释。
行政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能否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争议很激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楼建群认为,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言词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证据提交法庭,因为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的事实就是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本次修法的亮点,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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