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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的巨大落差 ——读《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 本书作者朱宗震是知名的民国史专家，主要著作有《真假共和》、《民国初年政坛风云》等。本书以辛亥革命前后历史为主题，从辛亥革命性质、新思想新文化、传统的王朝崩溃道路、知识分子状况、反满口号和群众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整合和现代化启动等七个大的方面进行仔细而深刻的剖析。如普莱斯教授在序言中所说，本书“并不是仅仅讨论辛亥革命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朱先生关注具体的中国历史传承关系，这种关系如何支配了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历史进程” 。 所谓的大视野，就是“通过专题研究，加深对历史真相的了解，而以宽广的视野，来理解历史地演变，也由此理解具体历史事变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作者前言）。作者由于提交2001年辛亥革命讨论会的论文被淘汰，出于和学者交流以及全面了解此次会议的学术成果的双重原因而撰写本书。 在《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一章中，作者首先质疑内地学者对“辛亥革命是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课题的研究，因为只是重申论点，没有进一步论证的好文章。根源在于内地学者常以演绎法代替归纳法，需要改变读经注经式的研究方法。作者以李海文教授和颜军副教授的《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刘伟教授的《清末地方官制改革与辛亥革命》、熊志勇副教授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论略》、许宪隆教授和韦甜讲师的《民初西北军政舞台的“变脸”艺术》等文章为分析样本，批评人云亦云、随意论断的学风。作者希望建立原创性的研究风气，去除为为圣人立言的旧传统，要改变思维方式，而不仅仅是更换话语系统。作者认为，“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学术上确实已经成为名词之争，尤其对于两岸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来说，更已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书6页）。作者赞赏日本田中比吕志助教授通过研究清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课题从而侧面研究辛亥革命，认为这是一种科学负责的态度。作者对辛亥革命缺乏新意或夸大辛亥革命发展程度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作者针对章开沅教授“辛亥革命是一次早熟速成式的革命”的判断提出疑问，认为由于寄予过高的期望值，忽略革命发生的主客观条件才会有所谓早熟与速成的看法。作者同意台北蒋永敬教授的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根本没有达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作者引用张玉法研究员和章开沅教授的话语提出，学者不因该被感情左右，更不能用今天的价值观看待历史，“学术的研究，贵在坚持中立性原则，客观地科学地阐明历史事变的原因”（书11页）。 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者在《微弱的新思想新文化》一章中指出，2001年辛亥革命讨论会提供了大量辛亥革命时期新思想和新文化的研究成果。作者依据章开沅教授和桑兵先生的论文得出结论，政治上对立的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思想上都是进步的。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都源自西方，两派的区别更多地表现在政治上而不是思想上，双方的思想体系都是不成熟的。“我们既要看到传统思想被批判的一面，又要审视他们对新思想接受的程度。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来理解他们之间的异同关系” （书17页）。其实，单就立宪派而言，“各人的情况和各个时期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用简单的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来作出评断”（注1）。作者赞同龚书铎教授和宋小庆副教授《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的论述，政权的变更不能阻止思想和文化的传承，民国的新式教育就是清末新式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在论及胡绳武教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张岂之教授、方华教授《辛亥革命与20世纪初叶人文精神的发扬》时，作者提出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否完成现代化的问题，进而引用了李哲厚先生“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启蒙被救亡激发。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指导辛亥革命的理论基础，但是民族、民权、主权和国民的概念“都是由维新派开始传播的” （书22页）。狭间直树教授的《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的考察》、冯天瑜教授的《“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两篇论文都深入讨论了“共和”在中国的命运问题，实践远比理论复杂，浅薄的理论只能导致稚嫩的革命实践。社会的基本矛盾制约着中国在辛亥革命后顺畅走向共和之路，抹杀或夸大辛亥革命的成果都是错误的。金冲及研究员的《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许小青讲师的《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等文章研究了民族主义的问题。维新改良派领袖梁启超最早提出“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概念，主张联合满、汉、蒙、回等组成一个民族，而革命派中却存在排满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的理论修养水平整体较低，国民的权利义务观念还有待发展。 作者在第三章《外重内轻：传统的王朝崩溃之路》指出，革命党人只是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力量之一，袁世凯的北洋系才是决定性的力量。作者首先引用邱捷教授的《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和敖光旭博士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