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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自由：刑事诉讼价值谈 如果将安全与自由代表的刑事诉讼中的两个价值引申出来，二者则象征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而欲着重惩罚犯罪则更多的是关注与寻求实体公正，同样，着重于保障人权则往往是以程序公正作为实现自由的保障。安全与自由、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这一组组的矛盾正是刑事诉讼价值冲突的体现。 一、刑事诉讼的目标与价值关系之辩 （一）刑事诉讼的价值 所谓诉讼价值，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通常表现为利益观念，即主体对各种社会利益的判断、取舍。其中一种是安全利益，另一种是自由利益。安全利益是指保障社会和社会的多数成员不受各种威胁行为之害，维护社会安全。安全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然与社会的既定状态，即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按一定规律的安排所形成固定的有规则的合理关系状态。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各种危害、扰乱社会秩序现象的出现，需要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社会安全加以调整和保障，以建立一种符合统治者意志和社会需求的强制安全。而刑事诉讼的安全价值就在于其通过特定方式建立和维护强有力的社会秩序，来满足社会安宁与平和的需求。 自由利益意味着社会成员自由于某种限制，去做（或不做）某种事情。刑事诉讼中自由价值是通过两个方面体现的。一方面，通过限制国家司法权力的滥用，明确规定司法权力的范围和界限，认为超过范围和界限的行为无效，并承担相应的后果。比如，对司法权力进行分割，实行控审分离，有专门的国家机构负责追究犯罪，而另外的国家机构则站在相对超脱的立场上专门行使裁决权。这样，司法权力的行使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使公民不受非法强制，从而以否定的形式保护和体现了自由的价值。另一方面，刑事诉讼通过赋予公民一系列的诉讼权利，使公民为自己的自由进行主动防御。这主要通过赋予公民程序主体的地位和无罪推定的待遇，让其能够有效的行使各项诉讼权利，以积极的形式实现公民自由。也就是说自由价值是通过自由保护和自由责任两方面在刑事诉讼中得以体现。 在司法实践中，安全利益主要通过追究和惩罚犯罪的积极活动予以保障，表现为社会性利益；自由利益则主要体现为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表现为社会一般成员的共同利益。事实真相的探求是困难的，而探求事实真相也只不过是实现人们渴求的公正结果的一个前提而已，其本身并不是目的。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能够探求到事实真相，但刑法作为实体法，它也不可能把犯罪的内涵和外延规定得天衣无缝。立法者不可能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做出周密的规定，更不可能预见到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刑法本身的局限性，使得人们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量刑是否适当等问题上会形成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并由此陷入争论的僵局，再加上一部分人的偏见和对刑法的曲解，使得形成一个准确的判定更为困难。而诉讼法本身的工具性、手段性以及刑事诉讼过程中时间、地点的限制性必须在法庭上、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使得其本身的功能是有限的，虽然在有些情况下，在刑事诉讼法的运行过程中，通过法官的判决填补实体法空白、解释实体法模糊或不具体之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实体法的不足。但诉讼法弥补实体法不足的功能始终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在实体法本身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实体公正单凭刑事诉讼的运行是无法圆满实现的。人们创设诉讼制度的原始动机就在于通过诉讼这一社会机制的设立来平息自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冲突，防止社会走向分裂。因此，虽然由于所要解决纠纷的性质不同，诉讼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是，解决纠纷可以说是所有诉讼形态共同的价值所在，诉讼正是通过对冲突或纠纷的解决，满足着人类社会存续、发展的需要，从而彰显出自身的价值所在。在刑事诉讼中，我们不可能为了探求事实真相而无限度地进行下去，而必须受到时间、地点和司法资源投入上的诸多限制，充分考虑效率和效益价值目标，这就使得我们对事实真相的探求变得更加困难。因而，刑事诉讼在经历了侦查、起诉、审判之后，无论你是否承认，我们所得出的事实真相只不过是一个法律事实。而这一法律事实被人们得以接受和尊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法律事实就是客观，而是因为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程序展现给人们的，得以人们认可和感知的公正，使得人们很自然地去接受它，尊重它。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会真正意义上地打开视角，重新审视刑事诉讼的价值。但是，纠纷的解决并不能仅仅依靠最终得出一个正确的判决来实现，因为从主体需求的角度而言，人们对诉讼的期望（或者说需要）不仅是获得最终的胜诉，更希望获得一个满意的判决。满意判决的达成与正确判决不同，它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纠纷的理路，正确的判决要求程序以增进判决的准确性为中心，注重的是通过查明案件真相、发现实体真实，来满足人们对自由和秩序的需要；而满意的判决更看重从心理或行动上解决纠纷，即确保纠纷解决过程的形式合理性，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即使法院最后的判决对其不利，但是只要程序本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