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专题九改良与革命介绍.pptVIP

民报和新民丛报 （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 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改良派认为：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 （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恶劣”、“智力低下”，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实行，非亡国不可。因此，只能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甚至宣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只有劝告清政府主动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推行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出路。” 改革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拯救中国与建设中国都必须取法乎上，直接推行民主制度，而不能以国民素质低劣为借口，搞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三）要不要社会革命 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社会革命只能导致中国的大动乱。他们还攻击主张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宁死不让”。 革命派强调，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而“救治之法为何？则惟有实行土地国有之政策”。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四）论战的意义 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这场论战，《新民丛报》在1907年作出如下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立宪党人则“气为所摄，而口为所钳”。 四、正确看待革命与改良的论争 （一）20世纪90年代流行“告别革命”论 辛亥革命是在一些人“丧失理性”、“发疯发狂”的“情绪化”的鼓动下发生的 许多人犯了“革命崇拜症” 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 20世纪选择革命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给社会造成了大破坏” 李泽厚：“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历史必由之路）的观念。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后遣症太大。 　　　－－－刘再复　关于《告别革命》1997年 王也扬《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 我们考察各国史,均可看到,在革命危机生成的过程中, “假如”历史当事人中的主导一方能够在为时未晚的阶段或关节上,采取正确的举措,来调和矛盾、化解危机、达成妥协,那么革命这种非常态性事件是有可能避免的。而为了证明一种政治理念的正确,硬把历史的非常态性事件说成是历史的常态和唯一的选择,政治家这么做情有可原,史学家也这么做则有违职业的要求。 （二）“革命发生偶然性”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 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 “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 （三）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朱宗震《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 从世界范围说，革命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选项，社会为革命的成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固然不应该把革命说成历史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