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立法化地研究.doc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立法化研究 ——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111条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动产/善意取得/物权变动 　　内容提要: 重要的不是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本身，而是选择之后。如何以立法上对于物权变动模式所作出的选择为前提，对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的体系效应作出妥当的回应。我国物权立法应直接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特定权利取得的一种方式加以规定。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一般规定，是指包含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适用条件和法律效果的法律规定。相对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适用条件和法律效果上的例外情形而言，它具有一般性，属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一般法。之所以选择这一题目进行讨论，一是考虑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的立法化，是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核心问题;二是因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上一个具有长久学术魅力的制度。详言之，第一，对于当事人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所包含的利益协调策略，并未尊崇所有权神圣的理念，而是以保护交易安全必要性的证成为前提，确立了这一理念的例外情形。对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立法化的研究，可以揭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者在确立所有权神圣原则的例外时，在法律技术上的差别;第二，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是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物权变动模式的不同立法选择，实质上是体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者，运用民法的基本范畴来解释生活世界时在选择上的差异。这属于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必也无法强求一律。因此，重要的不是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本身，而是选择之后。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如何以立法上对于物权变动模式所作出的选择为前提，对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的体系效应作出妥当的回应。从而对于民法上与物权变动模式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制度作出妥当的设计，以贯彻形式意义上体系强制的要求。① 而如何妥当设计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的立法化，就属于这类问题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笔者力图在比较考察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立法化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实现我国民法上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的立法化，并简要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111条的规定。 　　二、比较法的考察 　　(一)罗马法和日耳曼法 　　在罗马法上，就传来取得奉行“后手的权利不得优于前手”的原则，如买主从卖主处买得物品时，所取得的所有权的权利不得超过卖主原有的权利，而只能等于或小于卖主的权利。② 因而在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动产时，仅是一般地规定处分行为无效，动产所有人可以基于“发现我物之处，我取回之”的法律原则，取回动产。该制度侧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人也可对其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根本不承认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作为一般规定的例外。至共和国末年，交易迁徙频繁，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以及促进经济流转，缓解举证困难的需要，才在罗马法上出现了平衡所有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利益的法律对策：认可短期取得时效制度。公元前451—450年颁行的《十二表法》规定，善意受让人得就其受让的动产主张时效取得，只不过取得时效期间较短，仅为一年。③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严格奉行“后手的权利不得优于前手”原则所引致的弊端。 　　日耳曼法与罗马法有所不同。它首先将物由他人占有的事实，依据其原因区分为非经由自由意志的占有脱离和基于自由意志的占有委托。在占有委托的情况下，如果占有人将其占有的动产让与第三人，或者被第三人强夺而去，基于“以手护手”观念：“你将你的信赖置于何处，就应于该处寻之”，动产的所有权人只能依据“所有人任意让他人占有其物者，只能对该他人请求返还”的原则，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占有人将财产移转给第三人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只能向转让人请求赔偿损失。④ “以手护手”观念所包含的制度设计，既是一项对于物的追及制度，更是一项对于物的绝对追及制度的限制。⑤ 　　一般认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就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这一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短期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⑤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之所以不能像现代诸多的民事法律制度那样，直接追溯到罗马法，而是以日耳曼法的法律原则为契机演绎发展起来，绝非偶然。在古罗马，当时的占有与所有权并无明显的区别，但由于在法律实践中，当占有与可据以占有的权利，尤其是与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大法官在权利确定之前往往发布暂时维持占有现状的命令，因而占有与所有分离的观念逐渐产生。因此，占有，被认为是一个事实，而非权利。在实践中，占有不能用来展示所有权的归属，反而会出现占有与所有权的冲突。在这种占有观念支配下，受让人一般地信赖物的占有人为所有权人缺乏合法依据，因而也无法在法律上演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