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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都相信科学是以诚实为基础的事业，科学家是诚实的人。人们心目中科学家的典型，是17 世纪英国皇家学会中那些自由而诚实的绅士们。他们从事科学研究不为任何私利，只是为了探索真理而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1663 年，当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时，科学家们形成的基本共识之一是“科学不可干预社会生活”。当时科学实践为社会所带来的好处十分有限，科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基本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即使在他们的工作中偶尔出现一些错误，科学体系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因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有效、民主并能自我纠错的系统；科学活动所受到的严格管制是任何其他活动无法比拟的：实验上误差可以通过重复实验来消除，而以同行评议为核心的科学评价体系足以清除不同形式的欺骗、实验上的误差或研究者的失误，防止和发现自欺行为和偏见。 17 世纪以后，科学知识生产以不同方式逐渐走向职业化，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在科学界处于支配地位的仍是对科学研究有浓厚兴趣并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以及富有经验的学者。科学知识的生产与科学家个人的经济和其他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在一起；两者的关系一直被有意或无意地屏蔽着。科学知识在社会中被作为“公共物品”生产和消费。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因此它们属于社会所有，科学家获得的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承认和个人声望。至于由此而获得的职位及相关的利益，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副产品。人们相信，利益往往与偏见联系在一起，“真理不会通过有私利的理解、探询或表述而产生”。“人们被建议检查关于所说的和谁说的之间关系的可能偏见，如果发现了这些利益，事物的真理性就会因而大打折扣。”[1]这种理想与追求科学知识的客观真实性目标相一致，从而得到推崇、提倡与加强。 20世纪以后，科学活动已不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兴趣爱好，而成为千百万人谋生的职业；知识生产开始与利益问题直接挂钩。同时，对科研资源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社会各方面影响的日益广泛、深入，社会对科学知识生产的投入规模与生产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科学社会学家齐曼总结说，“在不足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在科学组织、管理和实施方式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遍及世界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规避科研中的利益冲突，排除偏见与歪曲，确保科研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性成为需要重视的问题。同时，科学研究成果在不同方面的应用和对社会的影响，也要求科学共同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包括在科研手段的选择、科研对象的保护以及科研成果应用后果的评估等方面与现代社会公认的伦理原则相协调。 科学知识生产的方式和行为规范的变化，逐渐凸显出科研诚信方面的问题。如由于科研设备日益专门化和复杂化，以至于在某些领域已很难用重复实验来核实研究结果；由于“科学活动的节奏、群体规模和工作范围使个人很难单独承担明确责任”，[2]在合作研究中也容易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对属于专有知识的保密制度，使知识生产中的造假和欺骗更方便，也使通过同行评议发现和纠正错误愈加困难。此外，由于传统的论文审查制度和同行评议制度有其固有的不完善性，一旦作为科学“把关人”的评议者的私人利益与作为受托者所代表的公众利益之间发生冲突，评议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便会受到影响。因此，科研诚信问题成为科技事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各国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科研管理和加强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等手段，兴利除弊，促进广大科学工作者开展负责任的研究。 二、科研诚信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20 世纪60～70 年代，一些在科学活动中的欺诈行为被曝光，如1974 年，美国纽约斯隆-克特林研究所的科学家威廉· 萨默林（William T.Summerlin ) 声称自己成功地将黑老鼠的皮移植到了白老鼠身上，似乎找到了不用免疫抑制药物就能避开排异反应的方法。但后来人们发现，萨默林是借助一支黑色的毡制粗头笔对白老鼠进行染色才取得了这一“成果”的。起初人们普遍认为捏造和剽窃是因为某些研究者精神异常而发生的极少数事件，与大部分科研人员没有关系。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在世界各国科学界陆续披露出种种科研不端行为，人们原有的那种看法开始动摇；科研诚信问题逐渐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拉福莱特在其《出版物中的盗窃：科学发表物中的欺瞒、剽窃和不端行为》一书中指出，进入20 世纪后半期，人们司空见惯了政界和娱乐界所发生的欺瞒和弄虚作假，但社会认为科学与它们是不同的。但目前看来，社会对科学的这种信任也已经崩溃，人们开始怀疑追求真理的科学，对其原来所拥有的高度信赖性产生了怀疑。[3]现实也证明，在巨大的竞争压力、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和多方面诱人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个人品德有缺陷的科研人员利用科学体制的各种漏洞或铤而走险，在行为上背离了基本的科学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单靠科学家的自律已不足以维护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