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唐代史学剖析.pptVIP

中国史学史 第五章 隋唐史学的发展 一、隋唐统治者史学意识的强化 1、隋朝统治者的史学意识 体现一，禁私撰国史。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纪下》）。 体现二，推崇《汉书》。隋统一后，《汉书》学走向高潮，成为“国学”。萧该、包恺二人为《汉书》学的泰斗，“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均见《隋书》本传）《汉书》学出现如此盛况，在史学界是空前的。 2、唐皇朝统治者史学意识的强化 表现一，唐太宗的“龟镜”论。贞观十年五代史纪传同时修成，唐太宗表示：秦始皇“焚书坑儒”，隋唐炀帝“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明确地强调了史学的借鉴作用。 表现二，设立史馆，以宰相监史，大臣参与，重视史学，全力修撰八部正史。《隋书》史论和《晋书》“御撰”，亦有着鲜明的史学意识，反映了突出的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 二、唐代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 1.唐代学者的史学意识更加强烈，如《晋书》卷82对有晋一代史家的记载和《隋书·经籍志》的史部叙录，对史家和史书皆有自觉的总结。而最突出的是刘知几和杜佑。 2.刘知几对古代史学首次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 《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 《史通》共20卷，49篇。综观全书内容体系；“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如“六家二体”、“史家三长”等的提出，分别从客体和主体二个方面进行概述和总结。 《史通》的精髓在于“商榷史篇”、“喜述前非”，主旨是史学总结与批评。时人徐坚评论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3、中唐史家鲜明的经世思想，深化了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唐代中叶的社会动荡，促使史学家们在鉴戒思想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经世思想，丰富和深化了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大史学家杜佑郑重表明：“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第一次由本人宣布，其著述将直接用来为政治服务。 总的来看，中唐史学之趋向于重视经世作用，应该说，史学家对于自身职责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趋于更加自觉、更加深刻，而且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理性成分。 三、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及其利弊 1.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 贞观三年（627年）史馆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古代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它既是统治者强化政治文化控制的一种手段，也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隋唐时已日臻成熟，史料丰富，史著繁多，史家倍出；另一方面，世易时移，朝代更迭，政治纷纭，人事沧桑，生民百业，各有兴废，人们因此对历史的重要性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有了鉴古察今的历史感。史学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 2.史馆修史制度的优点是较为明显的 ①史馆修史在人力、物力上能够相对集中，可以提高修史的速度，有利于史书修撰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完成。 ②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修史活动的规范化和连续性，唐代之后，历朝历代史馆修史的绵延存续即是明证。 ③集体修史更适合史学的广博性，尤其是对一朝一代历史全貌的整体反映，集体修史比个人修史更具优越性。 ④史馆修史，有利于国家对修史活动的控制和掌握，标志着国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重视，也促进了修史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史馆修史同样也有着它的弊端 ① “一切唯上”的修史准则。史官秉笔直书的修史原则受到冲击，史学的创新性受到严重束缚。少有经典之作。 ②宰相监修，权贵干涉。监修附庸风雅，假充内行，多未能起到“总领之义”；史官遇事诸多牵制，一国三公，常使执笔修史者无从下笔，不知所从。 ③众手修书，人浮于事。常常分工不明，任务不清。文风、体例亦多有不同。 ④既无保密制度，而又官官相护，修史之人忌讳丛生。加上内外窜通，各有背景，书未修成，而朝野具知，史官何以能平心静气地写史。 四、各种体裁史书撰述的发展 1. 官修私撰齐头并进。 国家成为史书修撰的主体，并控制着主流史书的编撰。在唐朝史馆的直接组织和参预下，前朝史和当代史的修撰取得骄人的成就，光正史就修了八部，可谓盛极一时。而历代实录的修撰同样令人侧目，唐朝21代，自高祖至武宗16代，皆有实录。如此状态，私家修史尤其是纪传体史书的修撰受到严格的限制，史学工作者们纷纷另寻它径，故皇朝史兴旺发达的同时，其它史著的修撰亦蓬勃发展，私人撰史依然异彩纷呈，推动了唐代史学的繁荣发展。 2．通史著作的大量出现。 唐代的统一和社会明变的意识，使会通思想有所抬头。唐高祖、唐太宗都极为重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探明历史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