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发展视域看党群关系的新要求2011S省校征文.docVIP

PAGE PAGE 2 “智能化”社会结构下党群关系的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群关系实践是在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的互动背景下不断发展并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问题。要求我们思考党群关系问题除了借助于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外，也必须借助于社会学的分析工具。 1、党与公众舆论 美国社会科学家戴维.伊斯顿1958年提出，公众舆论的形成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控制媒体就成为政府控制舆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新媒体大量涌现，人们历史性地拥有了表达自己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的管道。应当清醒的认识到一方面政党已经部分地丧失了其教育民众与影响民众的功能，在各种信息传播中，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说服群众，为民众所接受，发挥其教育引导群众的功能，其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特别是利用其网络优势，大肆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多元化的信息传播相互碰撞，使我们对意识形态控制的难度加大。 处理公众舆论问题实际是处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问题。对执政的党来说，需要习惯于在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中执政。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执政党来说，首先拓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渠道。其次，政府应密切关注公众舆论，建立及时迅速的信息收集及反馈系统，制定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形成政府与舆论之间良性的持续性互动态势。 2、党与利益团体 利益团体政治在许多西方国家被看成政治生活中的常态。1988年3月15日共产党十三届二中全会工作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在政治层面首次承认利益集团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诉求不但在加大、增多和交叉，而且通过不断的利益分化，正在逐步结成众多、复杂且力量对比不一的利益团体或者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会抱着某些共同目标，努力去影响公共政策。 我国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运作中呈现的准行政化，而行业协会偏重于协助政府机构开展行业管理的现象，使得这些社会组织一定程度上还没能适应当前“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需求。 构建利益均衡博弈机制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社会职能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通过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集团合理博弈的均衡机制。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基础，形成利益表达机制及能够容纳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过程是对智能化社会结构下党群关系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3、党与普通公民 政党与普通公民的关系是党群关系中的最重要的关系，因此，几乎所有的政党或者通过严格的纪律要求普通党员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或者通过激励或道德说教要求普通党员在基层参加党的各项工作，从而影响基层群众。政党执政后，不仅要有自己的阶级基础和骨干队伍，还要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代表方方面面人民群众的利益，使自己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很大程度上，群众对党群关系的认识，不是根据其理论，而是根据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表现加以判断。因此，要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的那样，一是完善党内选举办法，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二是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说到底，就是体现人民群众的权力主体地位。 4、党与各种自治组织 自治组织的大量出现是20世纪末期全世界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自治组织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党群关系的结构。因为自治组织的出现，政党的利益表达、社会化与动员、精英形成与录用等功能上受到了挑战——普通民众并不需要在政党中生活也可以通过自治组织谋求利益表达。即“政党衰落”，成为20世纪末期困扰政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民间组织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建构方式，使中国原有的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面临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挑战。 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表明，优化制度的整合功能，以实现对民间组织整合机制的有效衔接，从而在社会自治与党的领导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达到全面整合社会的目的的基本前提就是社会共识。从价值层面而言，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从制度层面而言，要善于开发政治协商的制度空间，为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渠道。从组织层面而言，要以民间组织的党建工作为重点延伸政党制度的组织网络，不断提升党的社会整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