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铭的《有关钧窑诸问题》.docVIP

冯先铭《有关钧窑诸问题》 钧窑一向被视为宋代名窑之一，但宋元文献中未见只文记载。最早著录钧州出产瓷器的为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在开封府土产条明确提到禹县出瓷器。嘉靖本《钧州志》进而著录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之下。到了万历年间始见到有关钧窑的具体描述。一九五O年故宫博物院首次调查了河南省禹县神后镇钧窑窑址，一九六四年故宫博物院再次对神后窑窑址作了复查。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禹县钧台窑址进行了发掘，并获得了大量窑具、瓷器及一千余件标本。邻近禹县的郏县、鲁山和内乡等县先后发现了几处唐宋瓷窑遗址。通过上述调查与发掘，特别是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标本，从而为研究与探讨有关钧窑诸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即依据各窑出土的实物标本，并结合文献及传世瓷器，对钧窑的源始、窑系及仿钧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索，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钧窑的源始钧窑创始于什么时期，过去曾作过一些推测。五十年代有人认为，既然窑名以钧命名，钧窑必创始于钧州建立之后，亦即创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六十年代，笔者与叶喆民同志调查了禹县和临汝两窑后，发现采集的标本有些与故宫博物院宋代藏品具有很多共同点，认为钧窑始于北宋，而不始于金。七十年代发掘钧台窑址出土的一千余件标本中，有花盆、尊、洗等器。器物底部刻一至十数目字，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钧窑同类器皿完全一致。窑址中出土有用瓷土制作的“宣和元宝”方形钱范。“宣和元宝”钱范的出土解决了窑址的下限，大量花盆、尊、洗等器物是专供徽宗艮岳（万岁山）中种植江南奇花异草的特殊需要而烧制的。端正的器形、多变的棱角以及艳丽的釉色等等，反映了钧窑的制瓷工艺达到了成熟期。正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为官府选中烧造宫廷御用瓷器。北宋徽宗时期是钧窑的成熟时期，它必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遗憾的是从钧台窑址出土的标本还看不出这个发展过程的脉络。河南省五十年代发掘的唐墓中出土有窑变花釉壶、罐等器物，陕县刘家渠出土窑变花釉胡瓶及注子各一件，同地大中四年（850年）墓也出土窑变花釉注子残器二件，泌阳县板桥水库唐墓出土一件月白釉褐斑双系罐。五件窑变花釉瓷器窑变釉特征、釉色、斑点装饰以及酱褐色胎等等，与宋代钧窑有相似之处，表明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与五件出土物相类似的传世品很多，是早年出土的，有些已流散到国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博物馆也收藏有三四十件。就釉色说，有黑、褐黄、茶叶末与月白之分，有的为窑变花釉，有的饰以斑点。就器形说，有注子、罐、瓶、盘和拍鼓。注子有大小多种形式，罐有无系、两系和四系三种，瓶有葫芦式和花口者，盘有三足者，但口径均较小，拍鼓仅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两头广而中腰细，鼓身凸起弦纹七道。此类器物因绝大多数出土于河南省，特征又与宋钧窑有相似之点，因之有人呼之为“唐钧”。六十年代以后，故宫博物院调查河南郏县黄道窑时，发现了唐代窑变花釉标本，嗣后在调查窑址时又陆续在禹县下白峪、郏县黄道、内乡大窑店、鲁山段店及禹县赵家门等地发现了四处唐代窑址，均发现了窑变花釉和饰以斑点的标本。鲁山段店、禹县下白峪两处均采集到与故宫博物院所藏黑釉斑点拍鼓相同的拍鼓残片。五处唐代窑址发现后，初步判明了钧窑创于唐，并看到窑变花釉与斑点装饰对宋钧窑的影响。北方地区钧窑系的形成与分布宋代北方地区制瓷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山东等省出现了很多瓷窑，它们当中有的富有良好的制瓷原料，有的则有高超的制瓷技艺，不墨守陈规而勇于创新，它们逐渐形成各自的风格而著名于当时。定窑工匠从定州丝织品纹饰布局方法得到启迪，局部的移植或稍加改进，成功地烧制出了印花白瓷，还有隽秀的刻花与线条纤细的划花白瓷，形成了定窑白瓷的风格。耀州窑工匠以其娴熟的刀刻技巧刻出人物、花卉、鱼和禽类等纹饰，线条犀利，刚劲有力，为宋代同类装饰之冠，印花题材也极其丰富，对宋代青瓷窑有很大影响。磁州窑工匠则善于把宋代北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予以概括，用纯熟简练的笔法在瓷面上绘画，把绘画艺术与制瓷工艺融为一体，瓷面色调黑白分明，线条流利洒脱，喜闻乐见的题材和艺术感染力强是它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钧窑工匠创造性地使用氧化铜，第一次烧出了紫红色釉，突破了两千多年来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的传统方法。这是中国制瓷工艺史上一个创举，为以后铜红釉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和钧窑不仅以它们各自的风格独步一时，而且对邻近地区瓷窑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宋元两代瓷窑，几乎无例外地都仿烧四个名窑的产品，有的窑仿烧两个窑，有的仿烧三个窑，却很少发现只仿烧一个名窑的瓷窑。由于这个原因，不少瓷窑都仿烧名窑品种，因而在很多瓷窑里可以见到具有某一个名窑特征的瓷器，它们间形成了一个瓷窑体系。很明显，北方形成了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和钧窑四个窑系，这是宋代瓷器生产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