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理论应用研究.doc

诗、文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主流。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散文创作一直很受重视，不仅创作历史源远流长，名家辈出，而且还曾出现过唐宋古文运动这样影响深远的散文革新运动，以及桐城派这样主导文坛数百年的散文流派，千百年来，对古代散文创作进行理论探讨的也是代不乏人。20世纪的古代散文理论研究正是在前人所积累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来进行或展开的。从其研究大势看，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建国前属于草创期。这一时期的古代散文理论研究比较薄弱，总论性质的专文只有少数几篇，如刘师培的《文说五则》、任维焜的《古文家的文论》、阎邦恺的《关于古文的解释》等，专题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文笔之辨”问题；二、唐代古文运动及韩柳的文章论；三、宋代古文运动及欧、苏（轼）的古文理论；四、桐城派古文论。此外，这一时期关于散文的“纯化”问题的争论（详后）由于涉及到传统散文与现代散文的文类、文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等诸多问题，也为新时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奠定了基础。但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研究，多是个案剖析、散点透视，以简单的介绍和评判为主，缺乏宏观的整体研究，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充分体现了古代散文理论研究的早期特点。 ??? 建国后到新时期开始是古代散文理论研究的低潮期，研究范围基本局限于建国前的几个老问题上，几乎没有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或发掘新的研究对象。其中，“文革”前关于韩愈、柳宗元、苏轼以及桐城派的为数不多的一些专文，基本是在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范围里进行的，而“文革”十年间，关于上述对象的研究则受政治斗争的严重影响，或者被放入到“儒法”斗争的政治模式中加以理解或处理（如柳宗元的文论），或者是被当作封建垃圾完全否定（如桐城派），总体来看，学术成就不高。 新时期以来是古代散文理论的收获期。一些研究散文发展历史、写作方法、文体的著作开始出现，如郭預衡的《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和《历代散文丛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漆绪邦的《中国散文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朱任生的《古文法纂要》（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陈必祥的《古代散文文体概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朱世英等的《中国散文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为古代散文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散文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是唐宋古文运动、韩柳欧苏散文理论、桐城派散文理论方面收获了不少专著，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著作也大多辟单节或单章来加大论述力度。专门文章则收获更多。从研究范围看，除继续拓展旧有的“文笔之辨”问题、唐宋古文运动、桐城派古文论等几个重要的领域外，其它方面的研究也在展开。以唐代古文运动为例。新时期以前多侧重于韩柳二人，新时期以来，韩柳之外的古文家开始得到研究者的注意。如刘国盈的《唐代古文运动论稿》就设专门的章节来讨论元结、杜牧、李翱、皇甫湜、皮日休、孙樵等人与古文运动之间的关系。这类专文还有：姜光斗的《论梁肃的佛学造诣及其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刘扬忠的《刘蜕、孙樵与唐代古文运动》、罗宗强的《牛望济的〈文章论〉与唐末五代倡教化的文学主张》等。在宋代散文理论中，以前虽有涉及却论述不多的，如苏辙的“养气说” 、苏洵的“风水相遭”说、朱熹及陆九渊的文道观等，也有专文作系统阐发。再如，在清代散文理论研究中，桐城派一直是研究的中心，而新时期以来，袁枚的古文观、《四库提要》中纪昀的散文观、“骈散之争”和“文界革命”之类的理论论争或运动、章学诚的朴学论文章理论等等，也都有学者涉猎。总的来看，研究范围在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较之以前有所增加，研究方法也开始多样化。 以下就20世纪古代散文理论研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作简要的梳理。 一、关于古代散文的内涵、对象、范围等问题 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相当于“散文”的篇什，在先秦、两汉称为“文”或“文章”，魏晋六朝时区分为“文”与“笔”（“有韵为文，无韵为笔” ），从唐宋古文运动以后一直到清末都称为“古文”。古代“散文”范畴的内涵及文体观念一直是很有争议的问题。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情形下，有的学者试图依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古典散文进行重新划分，提出了古代散文的“纯化”问题，其主要尺度就是西方的“纯散文”概念，特别强调散文的文学性，由此形成了散文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如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1）王统照在《纯散文》一文中则首次提出了“纯散文”的概念，也强调了散文的“文学”性。（2）此外，陈衍的《散体文正名》、田北湖的《论文章源流》、刘师培的《文章原始》等文，（3）在当时也都有这方面的尝试。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古代散文的范围问题，罗根泽在其早年的《散文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