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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治理与隐蔽的乡村治理：一个理论述评 2010-06-04 19:21:51 作者：吕德文 来源： 点击：1076 评论：0条 【字号：大 中 小】 评分等级：无 内容摘要：“集权的简约治理”在把握中华帝国晚期以来的行政和治理实践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晚清以来高度集权与简约的官僚制相结合的特征，而且，还把握了行政实践的特征，也即“简约治理”。 但是，至少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看似完美的简约主义的维系和现代官僚制的结合，并没有造成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良好状况，相反，却持续造成了治理危机。理解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应该区分简约治理在国家治理及乡村治理层面上的不同意义，从国家政策的达成来看，依靠半正式的行政实践节约了国家治理的大量成本，这种治理方式是简约主义的；但是，从乡村社会内部的秩序变化来看，一旦简约治理需要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则这种治理方式实际上是复杂的，基层治理是复杂治理模式。 关键词：乡村治理 简约治理 钉子户 综合治理 一、基层治理的变革 近年来基层治理领域发生了诸多戏剧性的变化，理解这一变化是一件引人入胜的工作。税费改革化解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为主要表征的乡村治理危机，但基层治理中的深层次矛盾却开始浮现出来，基层治理乏力成为世纪之初乡村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 这一急剧变化为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提供了空间，乐观主义者认为，税费改革消解了汲取型的国家政权，并同时改变了专断权力滥用的局面，为基层政权转向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提供了可能，并寄希望于通过进一步重构公共权力来实现这一转型【1】，悲观主义者则认为，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治理困境并没有根本解决，基层政权不仅没有转向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反而形成了基层治理乏力的新问题，当务之急并非改变基层政权的权力来源，而是加强基层组织能力【2】。看似矛盾的两种理解似乎共同表明，现有的基层治理体制已不可维系，它已越来越成为国家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障碍，也越来越成为基层社会失序的根源。 准确认识基层政权的性质和乡村治理的逻辑是理解近年来基层治理变化的关键，同时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形态的基础，这一工作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持续关注，而这些关注几乎无一例外都以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治理实践作为分析对象【3】。出现这一情况是情有可原的，非正式和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既是传统中国简约主义的国家治理形态的表现，又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领域，对于强调“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形态的学者而言，非正式及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承载了诸多历史的和地方的智慧，构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转型的有益因素，而对于强调国家政权建设的普适意义的学者而言，非正式和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需要改造的领域，是国家治理转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不同演变型式为这两种观点提供了经验基础，杜赞奇的研究试图表明，国家政权建设并没有有效地改造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体制，却破坏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并最终使得国家政权建设为国家经纪体制内卷化【4】，李怀印的研究则试图表明，中国传统存在实用主义的治理理念，儒法合一的治理有别于“统治”，非正式制度安排即是在国家权威和村民共同体的需求下产生的内生性制度安排，从治理的效果来看，这是一个官民两便的“实体治理”【5】。如果抛开对实际治理绩效的考虑，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概念对把握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是富有启发性的。黄宗智利用中华帝国时期的司法实践、税务管理及行政实践等领域的证据表明，政府与社会的关键性交汇点的实际运作，寓于半正式行政的治理方法、准官员的使用以及政府机构仅在纠纷发生时才介入的方法，这一方法的部分内涵在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仍广泛存在。【6】 正是“集权”与“简约治理”这一矛盾的结合体使得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实践超越了既有理论和意识形态想象，一系列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实践的独特的混合体，表明中国国家转型的道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和“发展”的经验，改革的策略体现了混合的权威体系，出现了正式话语与具体实践的差异【7】。事实上，这一矛盾的结合体或独特的混合体在形成当代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的同时，科层制化与简约治理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表现出来，简约治理越来越不可维系，种种迹象表明，它们需要对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基层治理困境负责。 二、简约治理的实践分析 “集权的简约治理”在把握中华帝国晚期以来的行政和治理实践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晚清以来高度集权与简约的官僚制相结合的特征，而且，还把握了行政实践的特征，也即“简约治理”。很显然，简约治理的实现有赖于半正式的行政组织及半正式的行政实践。 黄宗智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始终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第三领域还是集权的简约治理，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甚至认为有可能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