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案例(刘丽红).docVIP

第十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14-1: 三十年的阶层变动，谁与争锋！ 14-2: 永不落的东方“明珠” 14-3: 社会转型，各显神通——企业家的命运变迁 14-4: 来自世界的赞誉和惊叹！ 14-1 案例呈现：三十年的阶层变动，谁与争锋！ 在1978年前，中国人阶层身份的获得是先赋性的，不同身份的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且，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社会流动处于失序的状态之中。正如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所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绝，经济剧烈变动，社会政策多变。这样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冬天，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了被关闭十多年的高考考场，迎来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时刻。而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恢复高考这一举措，使得原本几乎完全凝固的社会阶层重新获得分化与流动的生机。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够挤过那道刚刚连接上的独木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对大多数人来说，觉察游戏规则变化时间的先后、手中资源占有的多少，以及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与能力，逐渐成为了塑造他们生活品质的根本因素。随着政治从社会生活缓慢抽离，个人得以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 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造就了“国际倒爷”。 当年一句流行的谚语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倒爷”虽被人诟病，但在客观上融化了计划经济的坚冰。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最新的《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中国剩余劳动力10年内不会枯竭。新中国建立后，历经十次裁军，其中1985年的百万裁军最为引人注目。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从此股民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不同的时期上演各自的悲喜剧。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中国海归主要是在科技教育领域做出了贡献。到了1990年代后期，当代海归在创业方面开始发挥突出作用。 新经济时代，一批网络新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与之前“92派”不同，他们的企业与政商几乎毫无瓜葛。当李宇春成为超女冠军时，她不经意间完成了中国人命运改变的民主转型，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种商业的幻象。随着新社会阶层出现，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表现出波浪状的演进态势。“新社会阶层”的提法，在中国其实已并不“新”。十几年前，“新社会阶层”作为私营企业主和少量自由职业者的中性称谓在中国降生。到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正式确认“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200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这个阶层的社会属性，统一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新社会阶层”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转型的过程性决定了统计部门不可能对该群体的总人数作出准确判断，但官方保守的估计是，该群体到去年末的总人数约5000万人，加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约1.5亿人。他们掌控约10万亿私人资本，年贡献三分之一的税收，年创就业岗位占到国内的半数以上。 现状所见，对“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成熟度，人们尚不敢作过高估计。但该群体作为经济主体与社会主体多元化的产物，必然相生相伴着新的社会文化的渐生渐长——他们正愈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这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新社会阶层”之壮大，社会公众以不同角度和立场观察他们，评价各不相同。在社会公众眼里，“新社会阶层”是游离于体制外的社会群体，不安于现状，急于求成，某些人在创业发展中存有赌徒心理，从事钱换权的违法交易，甚至有的人还带有“资本原罪”的精神枷锁，致使该群体的总体社会形象欠佳，公众看待和评价他们时心态复杂。新社会阶层，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自身也有许多优点和缺点。少数成长中的民营企业家可能由于自身的认识问题，急于求成，抱着“赌一把”的侥幸心理从事一些违法行为，给新社会阶层的整体形象抹了黑。 执政党顺应时势，客观看待、关心、引导他们有序参与各项社会生活，加快法治化的进程，通过法律制裁新阶层中的不法行为，促进新社会阶层的成长和成熟，进而融入于现行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