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论刑事诉讼中伪证的规制.docVIP

论刑事诉讼中伪证的规制 ——基于伪证罪适用的实证分析 方 勇( 内容提要 通过对伪证罪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刑事诉讼中规制伪证的相关司法实践表现出侦查机关主导，关联案件罪名集中，包庇型伪证和涉及是否构成犯罪的伪证所占比例高，伪证动机类型化，受到规制的伪证虚假程度高等特征。现行伪证规制制度在发挥积极效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对妨害审判活动的伪证规制无效，伪证罪存在异化成打击翻证证人手段的风险，伪证罪追诉程序不公正，伪证罪量刑不统一不平衡。弊端成因既系于法院自身，也涉及司法职权配置、司法理念和司法资源等因素。伪证规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应当与整体刑事诉讼改革同步，以庭审中心主义为要求，提升法庭查明伪证的能力，完善制裁性规范，赋予法庭对审判阶段伪证罪立案的程序控制权，明确伪证罪量刑原则。 关键词 刑事诉讼 伪证 规制 庭审中心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证人证言在证据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证人并非都诚实可靠，证言也可能存在虚假不实。伪证的存在，严重妨害刑事诉讼活动的客观公正，影响办案效率和案件质量，损害司法权威，甚至导致冤假错案。如何确保证人不能作伪证、不敢作伪证、不愿作伪证，是相关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同时，考虑到强制性制裁规定是法律得以存在和得以有效的基本条件，促使证人诚实作证的有效正向激励方法尚未被发现，伪证规制的核心内容是查明和制裁伪证。刑事诉讼中设置了哪些规制伪证的措施，这些措施有无发挥应有的效用，是否需要变革完善及如何变革完善，是本文试图回应的基本问题。 一、伪证规制相关司法实践的基本特征 因为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以外，再无实体法、程序法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做虚假证明的证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故厘清伪证罪的司法实践，是掌握伪证规制现状的有效路径。考虑到近年来司法公开不断深化，裁判文书上网已经成为审判管理硬性要求，本文选取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以总体归纳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确定样本具体标准如下：以伪证罪为关键词，时间设定于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1日，搜索刑事裁判文书，得到判决书170份，裁定书49份。经剔除减刑裁定、变更起诉罪名、发回重审后案件未决、犯罪前科含伪证罪、裁判文书重复上传、同一案件一二审重叠等情形，最终选定其中110例案件为研究样本。涉案184人因伪证罪被定罪处罚。另有1件1人因伪证罪被追诉、判刑后再审改判无罪，一并纳入研究。样本反映，刑事诉讼中伪证规制的相关司法实践具有如下特征： 1．伪证的发生和查明集中于侦查阶段。110例样本中，有92例伪证发生于侦查阶段，5例发生于审查起诉阶段，11例发生于一审阶段，2例发生于二审阶段。发生于侦查阶段的伪证占比83.6%。刑事诉讼是流水线式的，侦查机关负责收集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在侦查阶段作伪证，能够预期的利益最大。同时，只有向侦查机关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的伪证者才有可能实现目的。伪证的发生和查明集中于侦查阶段有一定的必然性。 2．关联案件罪名集中。110例样本中，伪证发生于故意伤害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共27例，发生于交通肇事和危险驾驶案件的共24例，发生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主要为受贿）共17例。上述三类案件合计68例，占比61.82%。伪证关联案件罪名集中，一方面反映了部分类型案件高发，如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因而发生伪证的情形较多。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上述类型案件办理过程中，容易出现非言词证据证明力薄弱，证人证言关键的情况，因而证人证言更受司法机关重视，伪证被查处的几率更高。 3．包庇型伪证多于陷害型伪证，涉及是否构成犯罪伪证明显多于涉及罪责轻重伪证。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伪证的主观目的是“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故可将伪证划分为陷害型伪证与包庇型伪证。有观点提出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轻罪重判属于“意图陷害他人”，使有罪的人不受追究或者重罪轻判属于“意图隐匿罪证”，故又可将伪证划分为涉及是否构成犯罪伪证与涉及罪责轻重伪证。依照前者划分，在110例样本中，14例为陷害型伪证，96例为包庇型伪证。依照后者划分，在110例案件中，有2例涉及罪责轻重——分别为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办理过程中证人虚假证明并伪造合同以帮助被害人增加债权数额，以及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证人虚假证明并伪造出生证明等材料证明被告人未成年——其余108例均涉及是否构成犯罪。司法实践中伪证罪的追诉范围，基本限于涉及是否构成犯罪的伪证。 4.作伪证的动机类型化。作伪证的动机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与案件当事人或者案件处理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如证人是贿赂案件中的行贿人，证人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等；二是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矛盾、旧怨，此种动机是陷害型伪证发生的重要驱动力；三是基于非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