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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服务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 一、引言 自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以来，可持续城镇化和可持续城市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和交通压力，城市建设模式迫切需要转型。《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将智慧城市列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截至2015年9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50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 当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等在全国推进了3个批次共计277个智慧城市(区、县、镇)的试点工作，以上都是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改变的例证。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估计在4万亿元左右，该市场从“十二五”中后期开始，将在“十三五”集中释放。北京市朝阳区的移动电子政务（全区各单位开发政务应用纳入政务应用商店，并安装APP，建设“智慧朝阳”），房山区长阳镇推行“微服务中心”，打造智慧养老产业；重庆两江智慧总部基地，通过智慧应用集群（公众服务、产业云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观、智慧环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永川区率先用PPP模式创新支撑试点建设；贵阳将大数据云服务和智能终端等智慧产业作为城市核心战略之一；这些智慧应用和智慧战略正快速改变市民的生活与工作，为城市巨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升级提供基础。 根据美国、欧盟和西班牙等智慧城市权威机构的测评，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尚未进入先进行列。总体上，我国开展智慧城市建设，重视硬件投入，缺少市民沟通参与；建设模式单一，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思考探索不足；将关联性不大的建设项目归为智慧城市，增加社会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质疑；工程建设和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和迫切性关联得不够紧密，投资经济性思维不足；对于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和培育智慧产业的智慧顶层设计和实施部署力度不够；与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为本的历史传承和生态文明衔接互动不足；坚持信息安全、部门间信息孤岛局面改善水平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创新的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具有引领性的智库体系，并且在公共角度思考、规划和提供智慧城市知识创新的能力较为薄弱。并且还存在如下突出问题： 第一，行业协同创新严重不足，缺乏致力于引领行业变革的主体。智慧城市本身是有效解决信息孤岛，需要跨界，因此行业协同势在必行，但现在以联盟为代表的行业协同主体实际的创新不够活跃，真正的行业创新尚未起步。截止2015年3月，我国省级以上的智慧城市联盟、协会等行业单位超过40个，真正定位在引领行业创新和促进行业协同的机构基本没有，主要还是通过传统的模式敏于经营，而芬兰、日本、美国和德国在这方面做得较扎实和有效，值得深度借鉴。 第二，存在“大而全、难落地、难运营”等，方案宏大作用微弱。智慧城市创建力求“大、全、高、亮”，建大系统、大平台，最后验收、运行都会存在困难。“设计”如此多的项目，到底对城市有何用、怎么用？城市既要管理，更要经营，特别是在深度城镇化和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围绕智慧城市的财政投入都应当充分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回报。部分企业积极与地方政府围绕智慧城市签定战略协议，媒体热烈报道、行业欢欣鼓舞，但是最后落地的项目数量有限、功能单一、效能有限。 第三，方案无法打动城市管理者、无法引起共鸣和助力城市发展。部分方案编制精美、体量厚实、技术性强，但存在“人机对话”之嫌，没能充分考虑城市发展的未来诉求是什么、城市核心问题是什么、建设智慧城市的综合收益是什么。把城市当做一个点，科学性较弱。城市是有机体，城市科学是复杂的巨系统，无法让城市管理者看到方案后“兴奋不已”，那很难引起共鸣，缺乏足够的调研，不把智慧技术直接应用到方案本身，那与传统的方案相比，本质上讲是一样的。智慧城市已成中国的重大主题，并被多个行业热推，海量传播、技术方案、观点，为“十三五”智慧城市再起航，奠定了市场基础。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特别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城市问题、病症和困境，迫切需要智慧城市从业者有更强烈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公众的思维、情怀和感知。 第四，运营缺乏跨界研究，难以市场化，特别是大数据的应用等。得出了一堆数据，但这些数据怎么用？并没有考虑清楚。智慧城市建设是带动住建领域全面创新，并促进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实现提质增效的重要保障。 至于下一步怎么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提出通过构建智慧城市，来完善城市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2015年，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智慧城市建设。今年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