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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学风和学习环境　□ 孟海泉 　 　　我在北大读研的时候非常勤奋，但我只是勤奋的北大人的一员。除了上课，我几乎每天都上教室或图书馆学习，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回到寝室。北大的教学楼（教室楼）我差不多都坐遍了，我发现，哪儿都是人满为“患”的。尤其到了晚上，如果在吃完晚饭半小时之后去教室或图书馆，跑遍整个北大也未必能找到位子。有好多次我悻悻然回到寝室，也有好多次我骑车去邻近的清华大学自习（清华教学楼比较多，而且相当部分理工科学生泡在实验室里）。那么，找到位子是否万事大吉了呢？绝不是，我还得严格遵守教室纪律。记得刚入北大不久，在晚自习的时候，为了使学习轻松一点，我就在阅览书籍时戴上耳机伴以音乐。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我经常会招致邻座的白眼。显然，他们听到了耳机发出的沙沙声，学习受了影响。我觉得音量够小的了，再小我都听不清了。经历了好几回这样的窘境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带收音机去教室了。至于那些将随身听的音量开得较大的同学，邻座会毫不客气地请他关小。由此可见，北大的教室楼和图书馆是相当安静的，北大人的学习也是极其专注的。据我分析，北大宁静的学习条件和勤奋的学习风气的形成，固然与北大人的基础较好这一素质条件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北大教室楼和图书馆一般不配备电视机等视听设备，这些设备集中在电化教学楼，有关的课程大多在那里教授。第二，北大实行流动教室制度，几乎没有一个班级有固定教室，班级活动一般在系里（北大系行政楼是与教室分离的）或借用食堂。这样，任何教室里的自习者，大都不相识，聊天的事是很少发生的。第三，北大人的学习目的性很强，因而很自觉。据我观察，北大学生主要分三类：准备出国的、准备考研的和准备找一份理想工作的。这三类人分别为各自的目标聚精会神地学习着。　　北大的学风和学习环境之优越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来，那就是讲座。北大几乎每两天就有一个讲座，规格不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的是专业性的，有的是普及性的；有的随堂进行，有的专门安排时间；有的请校内专家学者，有的请老外或其他校外人士；有的由学校或系里安排，有的由教师或学生自己组织。人们有一种误解，以为北大的讲座都是深奥难懂的，尤其是名人的讲座。实际上，北大专业性的讲座通常只发内部通知，并不张贴广告。凡是广告所见的，一般都是大众化的，作为大学生人人都能理解，名人的讲座也不例外。我可以随便举几例我在北大听过的名人讲座：（1）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关于对称问题的讲座，从中外古建筑中体现的对称现象入手讲到物理学中的对称问题和宇称不守恒理论，由浅入深，引人入胜。（2）数学家、原北大校长丁石孙先生关于二十世纪数学发展和二十一世纪数学展望的讲座，只有一小时，概述了数学发展与实际应用的互动关系。（3）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关于东方学的讲座，阐述了印度佛教哲学等东方国家的价值观，令人耳目一新。（4）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关于周氏兄弟与北京大学的讲座，谈笑风生。（5）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问题的讲座，以形象的比喻阐释玄奥的经济理论。（6）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家詹明信（Jameson）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系列讲座，评介了国际上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观点。此外，还有杨林先生的“美国例外论——读桑巴特（Sombart）”、赵凯华先生的“物理学前瞻”、“以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方纳（Foner）教授的“美国劳工问题研究”等等，实在是不胜枚举。北大的讲座广告构成了校内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五个食堂、四幢教室楼门口的广告栏上，在著名的三角地民主广场，以及宿舍楼、各系行政楼等地方，你经常能见到各种广告，最醒目的自然是讲座广告。我可以向你坦白，入北大之前，我对讲座兴趣不大。后来身处北大，被各种讲座广告包围着，我不自觉地逐渐被吸引到各种讲座中去了，以致简直上了瘾。只是迫于主要学习任务在身，我才不得已有选择地参加。　　现在，我谈谈北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北大原来在北京市中心地区（叫沙滩），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时，她与原燕京大学合并，并将校址迁至原燕大所在地。由此，北大拥有了未名湖、博雅塔、燕园以及原燕大的不少古风建筑。去过北大的人都会对那里优雅的自然环境留恋忘返。尤其是未名湖，南北两岸为矮山屏蔽，周围为垂柳环绕，湖光山色，鸟语花香，俨然人间仙境。可是在我看来，北大好景不常驻，她只有半年时间才见绿色，而且这种绿色略带灰黯；况且，她的垂柳也干瘪无光呢。撇开个人心境对于环境评价的影响，我们怎样看待自然环境与北大人学习之间的关系呢？我认为几乎毫无关系。北大的声誉和地位，并不在于它的自然环境，而在于它本身的人文内涵。谈到人文内涵，你可能立刻想到百年以来北大众多的专家学者、大师名流。这的确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据我观察，北大人文内涵另有一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