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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后期三大法家的思想 －－韩非的思想基础与渊源 战国中后期三大法家对韩非法治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最直接，他们分别是商鞅、申不害和慎到。 一.商鞅 在秦国的变、改革活动 商鞅本名公孙鞅，因其封地在商一带，而有商君之称。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做了两次变法改革。一次在秦孝公6年（公元前56年），一次在孝公12年。 商鞅的法家思想 商鞅认为，在战国时代，“国家之所以被看重，国君之所以受尊重，全在于实力”（商君书慎法）。而“强大的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商君书立本） 如何把国家治理得富裕、强大呢？敢于变法是很重要的。所谓“治理社会不用同一种方法，为国家谋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的作法。商汤、周武王能称王于天下，并不是靠遵循古法而兴盛起来的；商纣王、夏桀并不是改变礼制才灭亡的”（商君书更法）。而最有效的治国措施是实行法治和耕战政策。所谓“使用法治，国家就能治理好了”（商君书慎法）。“国家赖以兴盛的，是农耕和作战”（商君书农战）。 讲法治，强调轻罪重刑，以刑去刑。所谓“用刑罚去掉刑罚，国家就治理得好；用刑罚招致刑罚，国家就混乱。所以说：施行刑罚时对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那么刑罚就能免掉而而事情就能办好，国家也会强盛；对犯重罪的人使用重刑，对犯轻罪的人使用轻刑，那么刑罚就还得使用而犯罪的事情还会发生，国家也就被削弱。刑罚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盛，强盛能产生威势，威势能产生恩惠，恩惠是从实力中产生的。拿出实力才可以勇敢作战，战斗中才会出现智谋。”（商君书去强） 讲农战。他把那些商人、学者、手工艺者、游说之徒比做扰农的害虫，说：“一百个务农而一个人闲着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务农而一个闲着的国家就会强盛，一半人务农而一半人闲着的国家就很危险。所以治国的人总是希望民众务农。国家如果不注重农业。那么在和诸侯争霸时就不能保住自己。”（商君书农战） 些外，商鞅还认为权势对君主十分重要，所谓“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修权）。还认为君主执政以成事业，不可没策略。所谓“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番权以操柄，番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商君书算地） 二.申不害 政治活动 申不害是京县人，原来是郑国的贱臣。他学得刑名法术以后，去见韩昭侯，昭侯让他做了韩国的丞相。他在国内刷新政治，教化百姓，在外应对诸侯，执政十五年。在他任职期间，韩国安定，军队强大，没有哪个国家侵犯过它。（史记老壮申韩列传） 法家思想 申不害的学说来源于黄、老之学，而以刑名法术为主。（同上）他著有申子篇，指出：“君主一定要明确法令、主持正义，就像悬好秤杆、秤锤来称量轻重一样，用同一种标准来对待群臣”。又说：“尧治理国家，不过是善于明白法令的特点罢了，圣明的圣主用法治国而不用个人的智慧治国；用法术管理臣民而不是用嘴去说。黄帝治理天下，设置法令后就不改变。能使民众安定于不安之时，是因为他使民众乐于接受他们的法治。”（艺文类聚刑法） 申子论君主之道，特别强调术治。他认为君臣关系就像富贵之家和贼的关系一样，臣子总想取君主的国家。因此君主必须用种种权术手段探察臣下的行径，而君主也要善于“隐藏自己思想和行踪，让天下知道自己是无所作为的（《群书治要》引申子大体）。他还告诫君主说：“你的言论要谨慎，因为别人将会了解你；你的行动要谨慎，因为别人将会追踪你。你的足智多谋显露出来，别人将会隐瞒真情而欺骗你；你的愚昧无知暴露出来，别人将会也出谋划策来算计你。你有智慧，别人将会躲避你；你没有智慧，别人将会算计你。所以说：只有无为，才能用来窥测臣下。”又说：“能独自观察问题的叫做眼睛亮，能独自听取意见的叫做耳朵灵。能独自作出决断的，就可以做天下的帝王。”（韩非子外储右上） 韩非对申、商之学的评论 韩非说：“申子关于术治的理论还不周到，商君对于法律的规定也还不完善。申子说：‘官吏办不能超越自己的职权，对于职权以外的事情即使知道了也不要说。’‘办事不超越自己职权’是说要谨守自己的职责，这还可以；至于‘对职权以外的事情即使知道了也不要说’，这就是要人们不告发别人的罪过了。君主用全国人民的眼睛来观察，所以观察起来，没有谁能比君主看得更明白的；君主用全国人民的耳朵来聆听，所以聆听起来，没有谁能比君主听得更清楚的，现在要是大家都知道了却不说，那君主还能凭藉什么去了解情况呢？商君的法令说：‘砍掉敌国一个有爵者的头，就赏给他爵位一级，想要做官的，就让他做俸禄为五十石的官。砍掉敌国两个爵者的头，就赏给他爵位二级，想要做官的。就让他做俸禄为一百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