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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 李强 一、问题 　　 　　最近二十多年来，自由主义在逐步成为世界范围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第一，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潮流在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摧毁许多人视为“弥足珍贵而且不可替代”的传统社群纽带、传统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以及传统文化认同。[1] 一批社会政治观点迥然不同的理论家 – 从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到形形色色的左派 -- 都试图在个人主义之外寻求某种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或社群自主，以各种模式的社群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或者至少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第二，在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前苏联与东欧，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正在为自由主义改革所遭遇的困难而苦苦挣扎。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品尝政治家们所承诺的自由主义改革成果之前不得不吞食这些改革酿成的苦酒。在摧毁了传统的集权主义制度之后，人们看到的并不是经济繁荣、法治、民主与个人自由，而是经济停滞、贪污、腐败、混乱与无序，是一种近乎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无政府或准无政府状态。而且，这些国家还不得不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潮流，并在全球化秩序中以弱者的身份接受发达国家在自由主义名义下强加给它们的规则与裁决。因此，对于这些国家的理论家与人民而言，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否有助于实现国家总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目标？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是否必然导致一种无政府或准无政府状态？ 　　后一种挑战对于中国的语境有极大相关性。事实上，大陆理论界在最近十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讨论这些问题。理论界关于国家能力问题的争论、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等都反映了这种思考。这些争论涉及许多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譬如对中国改革成就的评价，对中国改革与前苏联改革的比较分析，对目前影响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认定，对全球化秩序的评估，以及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秩序的思考等。这些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是否可以为中国的改革提供某种启迪甚至指导。这种模式是否有助于中国建立一种既有经济活力、又有秩序，既有个人自主、又有社会公正的国内秩序；同时使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维护自己人民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福祉？ 　　尽管这些争论与讨论产生了某些积极的成果 – 至少，这些争论提醒人们注意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争论迄今尚未产生重大的理论突破，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改革的模式有更深化的认识。笔者以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争论的焦点---自由主义--本身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被冷战时期的话语所制约，这种话语限制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视野。正如霍尔姆斯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敏锐指出的那样，西方二战以来的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所构塑。这不仅意味着有些理论本身是直接为冷战服务的，而且意味着，冷战时期自由主义与集权主义的两极对立使人们对政治理论的关注集中在某些问题上，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问题。[2] 以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为例，由于冷战时期两种制度的鲜明对立，自由主义的某些特征得到彰显，如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强调、对民主的追求等，而自由主义的另一些特征却被忽视，如自由主义对社会正义、道德、与国家等问题的关注。 　　由于在这种冷战话语的笼罩下争论问题，当讨论中国的改革模式时，我们似乎仅仅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是维持全能主义或半全能主义的政治社会结构，维持一个具有广泛权力的国家，维持旧的经济模式，否定个人的自由，拒绝民主制度，实行道德上的家长主义(paternalism)；要么接受自由主义，追求最小国家、弱国家，让市场关系毫无羁绊地支配所有领域，期望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搏弈导致理性秩序，否定传统与道德，否定社会正义。 　　然则，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方式是相当简单化的。这种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是相当片面的。事实上，自由主义的内涵颇为复杂，自由主义的资源也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丰富。但是，由于最近几十年的特殊历史发展，自由主义的某些原则得到详尽阐释。另外一些十分重要的原则却被人们忽略。我们可以将这些被忽略或掩盖的原则称作自由主义隐蔽的主题（hidden agenda）。或者，借用霍尔姆斯的话来说，它们是自由主义埋在土壤下面的(the undersoil)原则。[3] 　　一个文化在接受、移置在另一个文化与社会条件下发展出的政治理论时，不仅要看到这些理论公开昭示的原则，而且要分析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揭示这些理论隐蔽的主题。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些预设在某种文化与社会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言而喻、无需讨论的，但在另一个文化与社会中、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却全然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生搬硬套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理论，而不去同时创造实施这些理论的背景，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在这方面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前苏联的改革实践。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