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历史两种手法-再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doc

改写历史的两种手法：再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 一、旧话重提 在预防犯罪法律体系中，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劳动教养这样承受如此之多及如此之严厉的社会抨击，本世纪之初，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学者曾经会诊劳教制度，粗阅2001年第6期《中外法学》专号不难发现新近讨论的劳教弊端与缺陷那时就已系统论及。[1]可见讨论劳教是个老话题。 旧话重提的理由是：第一，近十余年来，国家立法部门为推动该制改革和有效规制这一隔离性预防措施，展开了相关的立法调研，但法案草拟的进程并不那么顺利，立法部门曾试图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规范劳教的运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法案名称、适用对象与适用程序却都存在明显的分歧，另有学者更是不看好如此立法的价值，笔者就曾撰文质疑拟制这部法案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但在此期间，官方反应始终非常谨慎。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全国人大法工委代言人郎胜在答记者问时仍然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如何改革，《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是否还需要制定，应该如何制定，还要结合整个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法制建设的发展情况统筹考虑。[2]第二，2002年《公安机关办理劳教案件的规定》调整劳教适用对象，增加聆询程序，的确在一段时间内明显降低了劳教的适用率，但近年随着打黑和打击传销等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送入劳教场所的人员数量又有所回升，更重要的是，其中诸如唐慧案、任建宇案等“因言获罪”案件的相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