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偶联性问题与法律系统的生成详解.docx

双重偶联性问题与法律系统的生成 泮伟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讲师} 【摘要】 本文以双重偶联性问题为线索，系统比较和分析了帕森斯和卢曼对该问题的分析。相对于帕森斯以“社会共享的象征系统”作为双重偶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卢曼提出的双重偶联性自身内在地蕴含了现代自创生的社会系统生成的可能性。自创生系统是自我催化和自我生成，并自己界定自身边界的。沟通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但沟通具有“难以实现性”的问题，象征性和普遍化的沟通媒介使得沟通及其自我复制得以成就。法律系统通过“法律”媒介及其贯彻的合法/非法的代码得以从双重偶联性困境中自我生成。作为一种反事实的建构，法律系统承担了稳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及其法社会学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法律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 双重偶联性；社会系统的自我参照；沟通的难以实现性；象征性和普遍化的沟通媒介；法律系统的功能 导论 　　自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都一直处于激烈的转型过程之中，因此有李鸿章所谓的“中国处于三千年之未有的变局”的说法。中国社会长达一百多年持续不断的激烈变迁，构成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语境。如果法学研究忽略中国法治建设的这个基本处境，就会遭遇很多根本性的困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明了这一点。其中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一批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反思。他们相当尖锐而清晰地指出，脱离中国具体而特殊的社会语境而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在具体适用过程中是如何地与社会现实相脱节，变成了仅仅是“写在纸面上的法律”。{1} 　　毫无疑问，此类研究对于仅仅关注法律规则，而忽略社会现实结构的传统法律教义学研究来说，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遗憾的是，除了对规范性的法教义学研究之狭隘与封闭进行批评外，他们中的多数却无法提供更进一步的内容。尤其是，因为无法提供更严格与科学的关于何谓“现代社会”的定义，他们无法对现代社会中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提供足够丰富的答案。 　　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加速转变过程中，但多数从事法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基于知识积累、文化偏好，中西文化碰撞下民族自尊心理等诸多原因，都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注在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调查与研究之中。例如，自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以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传统是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此种田野调查主流相适应的则是诸如“文化多元”{2}、“地方性知识”{3}等用来捍卫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各种概念与理论的流行。 　　在这些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中，现代社会被预设为一个面目模糊的，负面的标签化存在，现代性变成了某种肤浅的，未经反思的，唯西方主义式的东西，可以被看做是幼稚浅薄的代名词。此时，“现代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成了某种“印象式批评”的牺牲品。这与现实中正在发生中的由旧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社会激烈转变的实际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形成的某种高度扭曲的规范与现实的偏离关系，其程度并不比“写在纸面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之间存在的偏离与扭曲逊色。{4} 　　无论对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此种社会转型做何种价值评价，对现代社会的正面描述与深入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对传统礼俗秩序的提倡者与支持者来说，其论点的深刻程度如何，高度依赖于他们对现代社会的观察与理解的深刻程度。 　　就此而言，中国法律转型所处的特殊中国问题语境，即中国所处的激烈社会转型的语境，要求一种更加深刻与成熟的，更具有建设性的法社会学研究。此种法社会学研究要在方法论与基本概念的层面，对现代社会的内部深层结构特征与运作逻辑做出说明，在此基础上提供一副关于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完整图景。 　　对于一个足够深刻的法与社会的研究来说，仅仅是“法的社会科学研究”远远不够——未经反思的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到法律研究中，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法律的消失，因为当他们否定了“写在纸面的法律”时，他们同时也否定了“规范”本身，最后他们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所发现的也并非是“行动中的法律”，而仅仅是各种碎片化之“行动”的堆砌。但“行动”本身并不是“规范”，也不是“法律”。因此，法律的规范属性，乃是法律不可被化约的本质性属性。如果规范性因素被化约掉，则法律也就不成其为法律了。 　　如果法律的规范性属性是不可消除的，但转型期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又必须拓宽法学研究的视界，将法律与社会联系起来进行理解，那么，规范就必须是一种社会学可以进行观察的事实。传统的法社会学研究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传统的法社会学研究以休谟意义的规范与事实之二分为预设前提，对他们而言，“作为规范性存在的事实”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