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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股东股权控制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终极股东股权控制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摘要：迄今为止在对公司治理实践的研究中，社会因素在上市公司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经常容易被忽视，也没能有意地、积极地把握其对终极股东“股权控制”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以社会资本为引，阐释其自身存在的现实隐蔽性和历史必然性，以此说明社会资本在上市公司终极股东股权控制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问题及其意义 20世纪90年代后期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及由此掀起的第三次全球公司治理浪潮，促使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重心从第一类代理问题转向第二类代理问题，即从“公司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冲突”转向“大股东与广大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拉·坡塔等（La Porta R.，F. Lopez-de-Salines and A. Shleifer，1999）[1]首次提出终极股东控制权（Ultimate Control Right）的概念，即股权控制链条的最终控制者通过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而对公司拥有的实际控制权。并在此概念的指导下，克拉森等[2]（Claessens S.，S. Djankov，J. Fan and L. Lang，1999）及法乔等[3]（Faccio M，L. Lang，2002）对终极股东控制权的存在性和基本属性进行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分析架构——股权控制分析①。我国公司法律还未完善，法律意识薄弱，公司治理过程一直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的公司治理实践本身乃是相当复杂的事情，那么就有必要反思这样的问题：终极股东在实施对上市公司控制时是否动用了非经济性的社会因素影响力？目前这种现象是存在的②。有不少学者（高闯，2010）[4]已看到社会因素与终极股东控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指出：“一方面我们大力应用股权控制分析终极股东剥夺问题，倡导运用‘股权控制链’追溯和监督终极股东；另一方面则明显洞察到社会网络、传统文化、惯例势力等对终极股东控制的实践作用”。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解释概念，可以追溯到早期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关于规范、道德和团体对于人类行为影响的经典论述。引入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研究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公司治理学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所谓“终极股东股权控制中的社会资本”，一般意义上是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上市公司内部终极股东控制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及其理解。作为现代公司治理中的第二类代理问题，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在终极股东股权控制中发挥其影响作用的呢？当然，其前提预设是终极股东具有社会意识能动性，是存在于整个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人，而不是只会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计算器”。 二、终极股东的股权控制 股东享有股权，在我国《公司法》解释中“公司是由股东出资组成的法人组织，股东将自己的财产交由公司进行经营，即按其出资份额对公司享有一定的权利，这种权力就是股权”。可以说《公司法》是以股东并兼以公司的利益为目的而赋予股东行使的股权③。其次，以“股东平等”为原则，这对于维护股东权益，防止大股东的专横和独断还具有着重要意义，反映了法律对股东平等都是建立在资本平等基础上的平等，即“同股同权、同股同利、一股一票”。但在《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中还说明了，“对股东对公司可以实施的权力还要依据公司的具体章程规定，法律保护公司章程的合法性，即公司章程是股东共同一致的意思表达，其本身也是股东平等原则的体现”。因此，如果公司章程有所规定，股东平等原则并不排除股权内容的不同，也不是说所有的股东都能够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中小股东通常都会将其股权“委托”给董事会④，其主要理由就是：“与其让小股东通过招揽其他代理人的方式与大股东抗衡决定公司的命运，还不如让大股东直接主宰公司的前途。因为按照出资多少与风险大小相一致的原则，大股东一般会比小股东更加关心公司的发展和前途，更加关注自己的投资能否盈利”。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公司法》已经为终极股东剥夺行为提供空间。伯利和米恩斯在1932年出版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对此解释到，“被动财产的所有者（股票持有者），由于已放弃了对财产的积极控制和责任，因而也放弃了公司只应按照其利益经营的权利（股权）——这使社会（法院）不必承担严格按照财产权的信条给予其充分保护的义务”[5]。所以说，现代公司的法和经济学逻辑都导致了法律体系对中小股东保护程度“心有余而力不足”，并最终产生终极股东控制的必然性。所以，《公司法》赋予的股权与股东实际对公司的控制影响力存在一定的差距。 对控制权的定义应该追溯到1933年美国的联邦证券法（典）（Federal Securities Code）以及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the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