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研究地方社会发展史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概述.doc

碑刻：研究地方社会发展史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 张子刚 笔者从1990年代起，开始关注历代碑刻，利用工作之余和退休后，先后搜集整理了《从江石刻资料汇编》《从江古今乡规民约实录·从江历代告示实录》《从江古今碑刻实录》《贵州侗族地区碑文荟萃》《黔东南旧志选读》等书稿和资料，同时编制了《贵州侗族地区部分碑刻索引》《黔东南旧志碑记引得》。经过三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体会到碑刻是一种研究地方社会发展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亦是地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 一.碑刻对研究侗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既能诓正历史文献的误笔，又可补充历史文献记述的缺失。 碑刻是保存在荒郊野外的历史档案，它记述了当地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笔者在编写《从江县民族志·侗族篇》时，充分运用了碑刻研究成果。 侗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因而其社会发展、伦理道德、生产知识等只靠口传心授。贵州侗族地区出现以汉字镌刻的碑刻和摩崖相对较晚，从现存南宋景定二年（1261）张开国在锦屏诸葛洞的《诫谕文》摩崖至今，也没有超过900年。侗族南部方言区又较北部方言区还要晚一些。这是与国家在侗族地区建政和汉文化传播较晚所分不开的。 碑刻具有保存和研究价值，主要在于它是研究地方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侗族地区的历代碑刻是研究侗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既能诓正历史文献的误笔，又可补充历史文献的缺失。 一是梁维干不是在战斗中牺牲。1995年9月版《贵州省志·军事志》记述“梁维干起义”后说：“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梁维干部与广西张瑞林、永从六洞吴老贡等侗民起义军结合，再次活跃在下江、永从、丙妹一带。翌年初，湘桂黔3省兵万余人‘会剿’六洞、四脚牛。在激战中，梁维干等壮烈牺牲。”经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对梁的墓碑进行记录。梁是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病逝于家中，而不是在激战中牺牲的。同时参与考查的还有省考古所的李飞等考古专家。 二是吴国相不是在铜关阵亡而是在家中病故 吴国相（1770-1839），高增寨人，二千九款著名款首，受梅寨（今广西三江梅林）之请，曾与其子吴老列妥善处理了梅寨（今广西梅林）与蔡江（今贵州从江西山）的械斗纠纷。双方和解后，梅寨赠予大片山坡给二千九作为酬谢。因而他在二千九地区威望很高，其事迹至今仍在二千九地区流传。 《从江县志·大事记》第8页10行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六洞刘杰、高增吴国相率四千人攻打铜关协失利，刘杰被俘，于贵阳就义，国相阵亡。”在2010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中，笔者随普查组杨昌焕、刘敏、黄孟德一行四人到高增调查时，在退休干部、寨老杨正鹏的引导下，到吴国相墓地实地考察。吴国相生于清乾隆庚寅年（1770）二月十一日，殁于道光十三年（1839）正月初八，与县志记载的不符。同治十三年“攻打铜关协”时，吴国相已经辞世了35年，不可能参与此次战事。因此，二千九款首吴国相不是阵亡，而是病逝于家中。 三是徐梦熊任永从县知县的时间是《黎平府志》记载之误 《从江县志》编制的《明清永从县知县更迭表》中，徐梦熊是清嘉庆十五年任永从县知县，徐卸任后，继任者为孙启镳。刘祖宪是嘉庆二十一年任永从县知县的。分别见是书第425页倒数第11行和第13行。《黎平县人物志》附录中《永从县清朝历任知县表》第568页第11行和第13行亦有同样记载。《黎平县人物志》徐梦熊一列多学历（举人）一项；刘祖宪多籍贯（福建闾县）和学历（举人）两项。两书所录姓名、时间相同，资料均来自清光绪《黎平府志》。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中，我们普查组在八洛附近看到的两方“贵州永从县界址”碑，落款均镌刻为“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下浣署永从县徐梦熊立”。《从江县志》第689页亦有“八洛黔粤界碑”一细目记载，与“贵州永从县界址”碑内容完全一致。从界址碑镌刻内容得知，徐梦熊不是嘉庆十五年任永从县知县，而是嘉庆二十一年任永从县知县的。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徐梦熊不可能卸任后再返回永从县刊刻贵州永从县界址碑。从江和黎平两县编修县志、县人物志都是采用清光绪《黎平府志》上的史料。看来《从江县志》、《黎平县人物志》所载徐梦熊任职永从县的时间之误是来自《黎平府志》的原始记述之误。 四是新出土的下江《文明佑启》等碑诓正了光绪《黎平府志》有关下江文昌宫移建时间之误。《黎平府志》记载称：文昌宫“原建西关外，通判陈五邑于道光元年移建城内宜男阁左，咸丰五年苗乱毁，光绪三年通判钟昌杰重建，十六年厅人易家琳捐修后殿”。从2014年出土的《文明佑启》碑得知，下江文昌宫移建时间是道光三年（1823）而不是道光元年（1821）。另外，道光十六年（1836）由通判焦沛霖、游击德庆和守备袁登泰对下江文昌宫主持了一次续修工程，《黎平府志》在记述时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