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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化教育”——让罪犯教育回归以人为本时代的探索 杨涌涌 21世纪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随着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但是现代中国教育在“速度”和“效率”的双重压制下，失去了对生命自身的全面关照，重“才”而轻“人”，偏离了生命的基点，忽视了对健康人格的培养，日益为功利主义所主宰。正如艾略特所讽刺的那样：“个人要求更多的教育，不是为了智慧，而是为了维持下去;国家要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其他国家;一个阶层要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其他阶层，或者至少不被其他阶层所胜过。因此，教育一方面同技术效力相联系，另一方面同国家地位的提高相联系……要不是教育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权利或更多的社会地位，或至少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会寥寥无几了。“回到中国的语境，回到教育的立场，回到具体的学校，回到具体的个人”，大力提倡“生命化教育”。 一、“生命化教育”的定义及在罪犯教育工作中的实际意义： “生命化教育”是立足于生命视野对教育的一种重新认识和理解。它以生命为教育的基点，认为教育就是要遵循生命的特征，不断地为生命的成长创造条件，促进生命的完善，提升生命的教育。 罪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是一个自然人，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又是一个社会人。这一群体具备了人的生命的一切特征：完整性、自主性、超越性、独特性。但这一群体又是特殊的：他们的人格并不完善，他们的权利并不完整。因此，对于这个群体，如果我们在教育、感化、挽救的过程中纳入“生命”的元素，使他们原本由于各种行为（如侵犯公私财产、侵犯他人权利甚至是残害生命）而导致的不健全的人格能够因为理解“生命”二字的涵义变得健全，这或许应该是罪犯教育的最大成功，也是每一个监狱工作者所追求的最高理想。 二、“生命化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生命化教育”理论前提和依据 “回到中国的语境，回到教育的立场，回到具体的学校，回到具体的个人。”这是“生命化教育”的理论前提和依据。有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罪犯教育模式的进行反思：我们对于罪犯教育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往往停留在操作层面，且更多的是在“大一统”的模式下，更多地关注来自于监狱管理部门，特别是上级有关领导的评价。虽然罪犯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需要相关管理部门，上级领导的指挥和协调，以体现监狱的专政职能。但是还是必须考虑一个监狱的人文环境、教学环境，考虑民警教师的师资实际和罪犯的个体实际。脱离了这些罪犯教育模式的探索和改革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强制性的纯粹的政府行为，“极易扭曲罪犯教育的初衷”。正是基于对罪犯教育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使得“生命化教育”变得必须和迫切。 （二）“生命化教育”的核心理念 1.“生命化” 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是作为一个个具体的无法被代替的“人”而存在的。教育行为始终指向具体的每一个人，无论“知识的授受，智慧的开启”最终都是为了“点化或润泽生命”，亦即为了“立人”和对人生命的成全。教育始终不能遗忘和忽视人生命的存在，也因为人生命的独特、丰富多样，使教育变得有魅力、费心和困难。任何教育的探索都永无止境，对于人格缺失的罪犯来说，其人生经历已经不是一张白纸，是沾染上污点的，轻易洗刷不掉的。因此，对于这一群体，单纯靠大众化、群体性教育已不能有效帮助他们纠正业已偏离的、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只有通过个体、有针对性同时指向一个个具体人的教育，才能使他们重新审视自身价值，从自我否定或者过度自我膨胀这两种极端的价值观禁锢中挣脱出来，既要面对现实，又能面向未来。因而生命化教育才变得迫切又具有可能性，并最终完成“点化或润泽生命”的终极使命。 2.“生命” 对生命的遗忘是教育最大的悲哀；对生命的漠视是教育最大的失职与不幸；关注生命、尊重生命是教育的第一要义；教育是生命的教育，学校是生命的学校。 3.“范本教育” 老子《道德经》开篇两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说能够说出品的道决不是我所追求的那种道，说出来的决不是最好的道理。语言本身的局限，我们借助形式、结构往往无法逼近事物的本真。事物的本真需要生命亲证、体验。木匠教徒弟，不外乎怎样使用斧头与锯子，至于使用斧头与锯子的微渺之处还是无以传达。如教人走钢丝，走钢丝演员不外乎讲身体要保持平衡，重心要落在丝线上，可听了道理之后，我们依然无法走好，这本身不是道理问题，而有亲切的生命体验。给生命化下定义是片面的。能说明道理的语言是苍白的，语言的苍白仅是生命的亲切。同理，在罪犯教育过程中，我们的民警多采用“道理教育”的方法，言传身教、苦口婆心、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但恰恰是“纸上谈兵”的教育已被实践证明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罪犯上课打瞌睡、考试作弊等现象的背后，不仅仅是罪犯教育观念落后，手段单一的集中体现，更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