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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 谢桂华 【专题名称】人口学【专 题 号】C5【复印期号】2012年04期【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12年4期第103～124页【英文标题】On the Return to Human Capital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China【作者简介】谢桂华，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从移民的自我选择理论和技能转换理论角度，考察并比较了不同户籍性质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探讨外来劳动力是否可能实现与本地劳动力在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多属于正向自我选择式移民；外来非农户籍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融合的障碍，其无论在收入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率方面都高于当地城镇劳动力；外来农民工虽然在流动的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其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将追上本地劳动力，并实现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但低技能者的收入劣势无法改变。因此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是一种有差别的融合。 【关 键 词】外来劳动力/自我选择/技能转换率/收入差异     中国城镇化率在2000年为36.2％，2010年达到47.5％。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进一步提高到51.5％。大量农村人口的快速城镇化引发社会各界对“城镇化虚高”和“半城市化”等问题的担忧，因为居住形态的城镇化并不必然表明自然的社会融合。如何促进新近城镇化的人口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成为目前广受关注的问题，①而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手段，收入则是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    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当地城镇工人，外来农民工在收入方面一直处于劣势。②不过，有关农民工收入的比较研究一直是一种静态的比较，比较农民工和当地城镇工人在某一时刻的收入状况。但是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有可能是动态的，如果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是可变的。    由此本文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作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后来者——农民工与当地劳动力之间是否拥有不同的收入增长曲线？回答此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等于或者低于本地工人，那么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是固化的甚至在不断加大，因此就很可能需要从制度着手促进农民工收入的提高，以增进二者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融合。但如果农民工收入增长的速度高于本地工人，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其收入有可能赶上当地城镇工人，那么以前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二者在某一时刻的收入差异很可能就不具有长期性，则需要重新审视与分辨造成农民工收入劣势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户籍制度抑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后来者(或者说初入职者)的谨慎反应。    其次，由于农民工与当地工人之间的户籍差异是双重的，既存在着农业与非农业户籍之别(城乡差异)，也存在着本地与外地户籍之差(地域差异)，因此以往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既可能来源于城乡或者地域差异因素的单独作用，也可能来源于二者的共同作用，如何厘清收入差异中城乡与地域的作用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根据户籍性质和流动状况将关注的对象区分为四类：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的流动人口以及农业和非农户籍的本地人口(非流动人口)。本文首先考察户籍制度与流动状况对收入的影响作用，然后从流动人口的自我选择性(self-selection)与人力资本转换理论(skill-transferability)出发，比较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的回报状况，以及流动时长(duration)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收入增长曲线)，以探讨不同劳动力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融合性。    一、户籍制度与人力资本    以户籍性质和地域(或称流动状况)划分的四个群体(农业户籍的本地和外地农民工，非农户籍的本地和外地工人)很可能具有不同的人口学特征。由于以往的相关研究很多只是涵盖了其中的部分群体和(或)地区性劳动力市场，因此对这四个群体的特征归纳可能有些不尽吻合之处。大致上，在教育程度方面，外来农民工群体最低，本地工人其次，外来工人最高；在收入方面，外来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最低，本地工人其次，而外来工人的平均收入是最高的。③    造成城市劳动力收入差异的因素可以分解为宏观和微观层面两部分，宏观层面被界定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置，通常指户籍制度和由此产生的户籍歧视；微观层面主要为个体特征，包括人力资本、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结合形成劳动力市场中的区隔，造成岗位获得和岗位内部的收入差异。岗位获得方面指不同群体的劳动力聚集于不同的部门(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