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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_社会史_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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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中 国 法 律 制 度 的 经 济 史、 社 会 史、文 化 史 研 究
黄宗智
Ξ
我今天主要想向大家报告一下我近十年来的研究, 包括刚出的这本关于清代法律的书①, 和我正在写的第二卷。 我使用的史料, 除了大家过去用过的资料之外, 主要是地方的诉讼档案, 包括四川巴县、 台 湾淡水分府和新竹县, 以及顺天府宝坻县。 此外, 也用了一些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 以资比较。 我从诉讼档案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政府的官方表述之间有很大 的差距。 我这本书中称之为 “实践” “表达” 与 之间的背离。
一、 国家政权的表达
国家本着儒家的统治思想, 对人民摆出的首先是一位仁者的面貌。 譬如, 国家禁止 “违禁取 利”抑制高利贷, 把合法的利息禁止在月三厘, 并且规定利息总额不允许超过所借的本额。 又 , 譬如, 国家规定地主不允许 “以威力制缚人”私禁其佃农或对之用刑, 这是国家保护弱者的儒 , 家仁慈的一面。 同时, 国家在人民面前也摆着法家严肃的一面。 君主总揽大权, 人民没有独立於君权的权 利, 国法主要是一套犯禁惩罚的条规。 违犯国家关于结婚程序、 继承规则、 土地买卖等规定, 最 要用笞杖刑的。 好比年幼孩子。 这是国家在人民面前摆出的自我形容。 则, 感化子民, 使大家和睦相处, 无争无讼, 这是儒家的理想。 国家这两幅面孔合并起来, 即所谓 “父母官”地方县令相对人民, 既是严父也是慈母, 人民 。 从意识形态来说, 国家政权的统治手段是仁政。 地方官员是儒家的仁者君子, 他们以身作 伴随着这套统治思想是一整套的官方话语。 我这里只扼要举两个例子。 县官既然是仁者 君子, 地方政治如果没能达到理想, 一个可能是县官不仁, 但更普通的是地方胥吏不好, 鱼肉人 民, 这是清政府构造的现象和道理。 《大清律例》 对这个构造的现象有个专用名词:“衙蠹”是指 , 胥吏和衙役而言。 这种 “小人” 象蛀虫蛀坏书一样, 蛀坏衙门的政治。 与衙蠹一词相似, 清代官方话语之中另有两个标准化了的名词:“讼师” “讼棍” 在儒家 和 。 的理想之中, 仁人君子本着儒家让人的精神, 不会与人有争, 更不会涉讼上法庭。 一个执行仁政 的县官, 他会感化子民, 使他们也不会涉讼。 这样, 如果还是有人上法庭涉讼, 应该归咎于一些
Ξ 该文系作者 1999 年 3 月 9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的学术演讲, 发表时作者作了修改。 ①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 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97?
不道德的小人:《大清律例》 把这种唆使良民涉讼的人统称为讼棍和讼师。 前者一般在衙门活 动, 不少是衙蠹之中的分子; 后者在社会上活动, 唆使好人涉讼, 从中取利。 这是清政府的另一 构造。 ( 这里须要稍加补充:“讼师” , 原有它良性的一面, 是指深通法律为人伸冤的法律专 一词 家 [ 师”。 “ ] 《大清律例》 就有如此的解释。 但是, 在仁政底下没有诉讼的大意识形态之下,“讼 ) 师” 后来变为只有恶性含义的法律用词。 清代这套话语有他的内在逻辑。 与执行仁政的父母官相对立的是衙蠹, 君子的反面是小 人, 贤良的县官的反面是恶毒的衙蠹。 同样, 懂得道德知道让人的君子和 “良民” 的反面是不仁 的讼师讼棍。 这样, 好人坏人成对并列, 区别鲜明。 地方政治决定于这种好坏鲜明的对立。 这 是清代官方的构造和话语之中的逻辑。 当然, 清代官方话语不完全是道德说词, 它也有比较实际的一面。 大清律例本身, 就是一个 多层面的混合体。一般来讲, 它的 436 条律比较道德化理想化, 而它在清末的将近2 000条的例 则比较实际。 举一个例子: 第 87 条律规定 ( 台湾学者黄静嘉对薛允升 1905 年的 《读例存疑》 做 了仔细的编校, 为各条律例做了顺序的编号。 我这里用的是他的编号) :“凡祖父母父母在, 子孙 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 杖一百。 表面看起来, 清代法律是不允许父母在世的时候分家的。 但大 ” 家知道, 小农家庭比较普遍在弟兄成婚之后就分家。 《大清律例》 有它实际的一面, 它接着在例 8711 条上写明:“其父母许令分析者, 听。 这样, 律例在表明儒家的理想状态的同时, 实际地容 ” 纳了社会习俗。 过去, 有的国内学者, 区别律例的思想与实践意图和社会实际, 做了重要的开创 性研究。 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作出更多的类似研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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