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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的媒体市民社会:民间声音如何影响政策议程 　　 [摘要]本文运用媒体与公共政策研究的一系列理论概念,对这个表达机制的运作方式进行分析,说明了民间声音发展成为政策议题的过程,并揭示出,虽然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尚未在当代中国形成,但是社会组织和社会民众已经通过某些媒体议题形成公共表达,并与国家发生互动。本文将这一表达机制称为“媒体市民社会”,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基于媒体平台的社会与国家互动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实践状态。 　　[关键词]民间议题 媒体 公共政策 媒体市民社会 　　 　　一、市民社会议程的出现 　　通常来说,社会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意见表达,可以分为直接管道和间接管道。间接管道指民众通过正式管道(例如选举)与非正式管道(透过政党、利益集团和大众媒体)等方式进行表达;直接管道则包括投书、游说、请愿、游行示威,以及座谈会、听证会、民意调查和公民投票等方式。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架构中,以上的社会民意表达机制并非完全畅通,而一个公共政策的出台通常也是政治精英安排的结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意表达机制的开拓,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底层民意对于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一些由NGO和城市民众推动的议题,经过在媒体平台上的发酵,逐渐被纳入政府议程之中。 　　二、传播视角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 　　学术界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关注中国问题,大概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一个标志性的时间是,1993年Modern China(《当代中国》)杂志第19期刊登了一系列讨论中国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文章,作者包括了黄宗智、罗威廉等六位国际著名学者。这些学者使用了市民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从而理解近代中国城市中兴起的不受国家干涉的自治活动,并认为这是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这一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论辩,对于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研究奠定了本文展开的逻辑起点,即关注中国社会的自治性力量的兴起过程。但目前看来,现有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这些研究大多缺乏操作性或者观察性概念,因而无法揭示中国市民社会的生长与实践机制。其次,学者们大多倾向于认为,形成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应当是被动与非对抗性的,以此求得政府的容忍,但是在本文所观察的环保NGO议题中,社会组织/社会民众并不完全被动地局限于国家设定的制度安排,而是主动地利用媒体作为政治表达的资源,形成对于企业甚至政府的压力,并宣导政策的出台。因此我们注意到一个活跃、甚至具有一定对抗性的市民社会形态正在出现。再次,过去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更多强调了社会组织/社会民众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自组织能力等,但是对于由它们推动的表达政治,却关注较少。因此,运用这一领域的理论概念,对中国市民社会议程的发展进行带有理论指向的描述,可能丰富我们对于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机会和限制的理解。 　　三、环保NGO议题梳理与个案选择 　　以环保NGO推动的议题为例,说明媒体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议题领域。1994年自然之友在北京注册,标志着中国草根环保NGO开始取得发展并逐步进入一个发展的加速时期。一开始,这些草根组织往往采取论坛、讲座、社区教育等非对抗性的活动方式,以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但随着环保问题日益获得社会关注以及NGO自身的逐步发展,它们推动了一系列体现公民参与,表达民间声音,并促成不同程度制度改革的议题。 　　1997年由自然之友建构的保护青海藏羚羊议题,被认为是中国环保NGO进入公共议程的第一个重大战役,从此环保NGO跨越了原来在小范围内开展环境教育的活动形式。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在媒体平台上的公共表达,环保NGO开始具备了与国家进行互动的机制与能力——中国的环保NGO虽然没有采取西方环保运动者游行、集会、开展海报宣传等诉求方式,但它也能够对国家的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四、媒体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 　　反对怒江建坝议题开始于2003年7月《云南日报》的一篇报导,报导称,有一个公私合营的集团要在怒江上建造13座大坝。该规划设计装机容量超过2,100万千瓦,超过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1,820万千瓦的设计水準。4报导指出,如果获得通过的话,该工程将在2003年9月开始啟动。这一篇报导拉开了议题的序幕。 　　在怒江议题中,两个民间环保NGO的工作尤其突出,分别是于晓刚创办的云南绿色流域,5以及汪永晨在北京创办的绿家园志愿者,他们构成了反坝派的一方;而地方政府、电力公司等则构成了建坝派的核心力量。各方力量的互动,展现了民间声音发展成为政策议题的过程,也构成了媒体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 　　五、民意塑造 　　在NGO议题影响政策议题的过程中,民意塑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