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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6 第一章 概 论 一、规模养殖的概念 (一)规模养殖的含义和决定因素 规模养殖，顾名思义，也就是畜禽养殖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在具有一定规模的畜禽饲养量和生产能力的条件下，所经营的畜禽养殖业。 规模经营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一般来讲，生产力要素所包括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方面就构成了决定适度规模发展养殖的主要因素。适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规模大小则取决于上述三个条件。一是劳动者。首先要从其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看，怎样程度的规模就要求其劳动者具有相应的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如果劳动者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偏低，势必会限制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应用、设备的更新换代等关键性的技术和物质投入。其次要从其数量的多少看，也就是从参加本经营管理的劳动者的富裕，平衡和不足看。劳力的不足也会限制其规模的大小。二是劳动资料。首先要看其第一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土地资源的潜力大小。其次是车辆、设备、基础设施等基本条件。不同的劳动资料决定着规模布局的大小。三是劳动对象。劳动对象主要指草料和畜禽。首先应考虑到饲草料开发，根据自产的能力和可能购入的经济实力来决定其规模大小。然后考虑畜禽饲养量，按有多少草和料计算饲养多少畜和禽。只有在饲草料有效保证供给和满足畜禽营养需要时，养殖业才会获得实质性的效益，也就是所谓草（料）畜平衡。 (二)规模养殖的由来 规模养殖是零星分散和小型养殖向集约化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我国是世界上畜牧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期(距今一万四千年)就已经开始饲养畜禽。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最早饲养和驯化的畜禽依次是猪、狗、羊、牛、鸡和马。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七千三百年)中，不仅发现有猪、狗、羊的骨头，还发现有陶猪、陶羊、陶狗。牛的训养大约在距今六千年前，鸡的训养约有五千年的历史，马被训养的更晚一些，估计是在四千年前。这就是所谓“六畜”—牛、马、羊、鸡、犬、豕，它在民间被惯称为家养畜禽。 圈养在我国实行的也比较早。据考证，我国早在距今四千年前的商朝，就已经将畜禽实行圈养了。如商代甲骨文中的“牢”字，意思就是将牛圈在四面相联的深屋里。商周时期，随着我国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畜牧业的发展也很快，牲畜的数量有很大增长，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饲养规模，而奴隶主贵族常用大量牲畜祭祀和殉葬，当时一次杀死几百到一、两千头牛羊是经常的事。据卜骨记载，一贵族因为发生耳鸣的一点小事，一次就杀掉150只羊做为祭祀品。到了汉朝，养羊规模更加扩大，畜产品也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当时不但羊毛形成了批量生产，而且出现了毛纺工业。《华阳国志》说：“汶川郡有斑蹋，羊之属。”这就足以证明毛纺工业的发展。其蜀，音纪，是指有花纹的羊毛制品，汶川郡置于汉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今四川省内。在唐初已形成了规模养马、养牛、养羊。曾在鄂尔多斯地区设有“群牧使”，专管官办养马业，繁养军马，随着养马数量的增加，尔后又置八坊、四十八牧监。以官办形式发展规模养殖。各牧监除养马外，也兼养牛羊等牲畜，养殖数量相当可观．当时夏州群牧使安元寿给唐高宗的奏章中说：“从调露元年九月以后至二月五日前，死失马匹十八万四千九百匹，牛一万一千六百头。”这是三年死失的总数，假定以10％的死亡率推算，当时仅夏州官办马场就有马、牛65万多头匹。由此可见，当时官办经营方式的畜禽养殖场已形成很大气候。唐宋以后，尤其到了北宋，畜牧业发展更快，在养殖殉葬的逐步退位下，养殖业就走上了商品生产的轨道。(新唐书·吐番传)叙述：“羊之皮可为裘。”明清时代，畜牧业生产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生产规模更加扩大，生产景象更加繁荣，生产技术包括品种、繁殖、饲养、疾病防治以及畜产品加工等都逐步完善起来，有力地保证和促进畜牧业生产的规模发展。明朝万历七年(1579年)修《合州志》载：“在县城北门外设有羊市”。光绪《越西厅全志，说：“夷俗重牧羊，衣食以之，山民亦多此业。居羊之室，编木为栏名羊栈。”又说：“夏处高山，冬入深谷，随水草牧畜。”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果青王赞赏说：“无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牛腿与羊肘，连毛入口，风卷残云食尽方丢手”。明清时期仅松潘市场年交易羊毛8300挑(每挑120千克)，羊皮2000余挑(每挑110千克)。在光绪年间，四川羊毛开始出口，到了民国时期，随着畜牧机构的兴起，畜牧业生产又有新的发展，畜产品出口量增加，仅四川省山羊皮出口每年200万张，绵山羊毛出口每年8万担。 新中国成立后，畜牧业生产有了比较稳定的机构和完善配套的适用技术，在大型畜禽养殖场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国家办的也有集体办的，甚至一段时期每一个生产队(村民小组)都要办一个百头猪场，但是某些集体办的畜禽养殖场由于饲草料生产跟不上而生产水平不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