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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志深化三议.txt和英俊的男人握握手，和深刻的男人谈谈心，和成功的男人多交流，和普通的男人过日子。方志深化三议 王志邦 　　一部《东阳市志》(以下简称《市志》)凝聚着人才之乡、百工之乡的文化结晶，也凝聚着东阳修志同仁的心血，智慧与精神。在众多的方志中，《市志》称得上是一部“灵悟级”的志书。从“总述”到以“人的繁衍，人的劳力流、智力流，人物及人的语言、习俗等篇目构成的完整的记人部类”，可以看到《市志》确有视人之未见、思人之未想、发人之未发、创人之未创之处。作为最早运用《市志》资料进行地域社会研究的一个用户(1)，虽害怕写书评、害怕因自己读的不精写出的书评误导了读者，但总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既是对读者，也是对为地域文化辛勤耕耘的修志同仁。 　　 　　一、地方志工作者的敬业精神是方志深化的前提 　　 　　修志传统的回归与中国改革的启动，几乎是同时的。修志在80年代掀起浪潮是70年代末真理标准讨论、拨乱反正的产物。一批批年过半百的老同志以战斗的政治家姿态，投身于地方志事业，不怕清苦、艰苦、辛苦，为地方传统的弘扬奔走呼喊。长期的政治经验和对传统方志编纂组织形式的总结，使得地方志工作在组织上很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格局，从而确保了80年代地方志工作的稳步发展。浙江之所以能在10多年时间将县市志的编纂任务完成(到1994年6月底只剩8部县市志没有评稿)和修志同仁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这些修志同仁中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东阳的部分修志同仁有着较多的交往。先是《浙江名镇志》稿的编辑，然后是《东阳市志》的审稿，再是《浙江省名村志》稿的审稿。每一次的书稿往来，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到他们那安于书斋，不求闻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神定气闲，专注于方志编纂的敬业精神。他们在《市志》跋中的一段修志历程的表白是颇值得我们深思的。他们说： 　　我等一时自忘其愚，贸然以膺编纂重寄，既无理论准备，又乏实践经验，临阵仓促，时有履薄临深之虞。寒暑数易，历经探索方志学、熟悉市情、掌握有关学科知识、搜集资料、构思整体框架、政治检验、哲学思辨等等诸多艰辛。始则东西奔波，广征博采，宁滥毋缺。继则爬梳于上千万字的资料之中，正误、补残、析疑、考察、筛选、提炼，撰写初稿。观我东阳，举凡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无不源本有自，流迁有迹。一方之志，要详今备古，穷本溯源，岂为易事！ 　　从上述的表白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人生哲学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虚怀若谷的胸襟，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为方志事业的奉献精神。 　　“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地方志工作者要才、学、识“三长”兼备并非易事。尤其是我们这届修志，大多数的同仁(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受过完整的学科教育，学理上明显准备不足。东阳修志同仁毫不隐讳这一先天不足，在跋中明确地告诉读者自己涉足修志时“既无理论准备，又乏实践经验”。这样一种诚实的心灵使这群文人能够在修志过程中不断地“探索方志学、熟悉市情、掌握有关学科知识、搜集资料、构思整体框架、政治检验、哲学思辨等等”。同时，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努力使一切硬伤消灭在出书之前。一方面认真听取各方评审意见，另一方面根据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有关审稿制度的决议严格报审。 　　从读《市志》送审稿。到读成书的《市志》，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东阳的修志同仁对于省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审稿组提的修改意见，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吸收，融化于志书之中。比如，送审稿“大事记”第3条中认为浙江斯姓源于东阳。审稿组根据《三国志·贺齐传》的记载，指出在孙权赐东阳孝子史敦兄弟以斯姓之前，相邻的剡县已有斯姓。东阳修志同仁在定稿时就吸取了这条意见。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一个人阅读，多一个环节审稿，难志书的质量的提高是有益而无害的。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明确规定志书的审稿制度，我想我们是应当切实执行的。 　　 　　二、从知到倍是方志深化的关键 　　 　　90年代初，方志界同仁通过10年修志经验的总结，开始重视方志的著述性问题。如何加强志书的著述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种认为加强志书的著述性与重文化部类的记述等同。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不仅使自己编纂的志书在地情记述的重点上偏离了实际，进而还把一些重视经济部类记述的志书，说成是前些年两个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产物。这种观点的得失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东阳市修志同仁则从整体上加强志书的著述性。也就是说，在充分研究地情、掌握地情的基础上，谋篇布局。在具体的记述过程中，揭示地域发展的规律。诚如他们在《市志》跋中所写： 　　强化整体观念，坚持一个思路，一支笔到底；深化地方特色，时代特点；加强著述性；体现科学性。 　　《市志》突破了本届修志形成的“寓观点于记事之中”的所谓志体特点，使编者走到了前台，向读者直接了当地表明自己对东阳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