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状元楼.docVIP

资料一： “状元楼”原位于今云南昆明拓东路中段，金汁河桂林桥上，楼于５０年代拆除，但民间仍称桂林桥一带为状元楼。此段金汁河堤旧称相公堤，宋大理时始于堤上筑桥，明代改建为石砌拱桥，因当时相公堤两旁有大片桂花林，香飘十里，因名“桂林桥”。清康熙初年，桂林桥倾圮，后重修加固，建魁楼于桥上。 清末魁楼倾斜，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云南学政张建勋和贵州学政陈荣昌等士绅集资重修，更名“聚奎楼”。其楼高三层，宝顶重檐，巍峨壮观。底层为三孔石砌拱洞通道，各长１０米，宽５米，高６米，可供车、马、行人通过。拱洞上为两层飞檐殿阁，木格门窗，精雕彩绘。下层有关羽塑像，外围走廊，可一览四围风景。顶层有“魁星占鳌”泥塑，楼顶高悬“聚奎楼”匾额，楼前又有张建勋之“文启南滇”四字行书匾。当时名士，题咏甚多。 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云南昆明五华书院学生袁嘉谷应经济特科试，殿试中夺魁，称经济特元，云南人誉为状元。此为云南置行省六百多年未有之事，消息传来，四方轰动，总督魏光焘为激励三迤士子，于聚奎阁立“大魁天下”四字匾额，为陈荣昌手书，一时触目生辉，民间遂称此楼为状元楼。据说袁嘉谷回昆登楼之时，正值电影兴起，还拍有一段纪录片，以为纪念。 （袁嘉谷（１８７２—１９３７），字树五，别字树圃，晚年自称屏山居士，云南石屏县人，为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诗人、书法家、教育家。其自幼好学，知解超群，２０岁时应岁试名列第一，调五华书院上舍生，其后应科试及贡试，皆名列榜首。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袁嘉谷赴京应试，参加康有为、梁启超之维新运动，上书要求收回法人之滇越铁路修筑权，书文被阻，不得上呈，人皆愤慨，袁嘉谷以“丈夫不作楚囚泣”之志，毅然回滇，重人五华书院，“住院潜修达五年”，后自道“平生得力于此”。当时清政府内外交困，乃施行新政，笼络人心，仿康熙乾隆两次博学鸿词科例，于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诏举经济特科，令各部各省“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达，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应试，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选拔“经邦济世”人材，滇督魏光焘即举袁嘉谷赴试。此试之开，深得当时爱国士人拥护，陈荣昌称经济特科为清王朝“二百余年未有之旷典”。时全国共保举３７０余人，先行会试，中试后入京殿试。袁嘉谷初试列二等第七，保和殿复试，首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次题为＜桓宽言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导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袁嘉谷下笔如神，洋洋五千言，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兼有一手王欧合流之书法，深得张之洞等八主试官赏识。殿试发榜，袁嘉谷首选夺魁，授翰林院编修之职。状元楼“大魁天下”匾两侧，旧时还悬有袁嘉谷自题对联一幅，可见其志，联云：“帝曰无双士，惭愧臣心，励此生古谊忠肝，窃比魏国书云，元之应雨；南来第一楼，潆洄梦乡，对当前画桥驿路，更愿长卿题柱，孟博登车。”后袁嘉谷受派赴日本考察学政，兼任云南留学生监督，颇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云南辛亥革命元勋，多出其门。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建学校，设图书编译局，担任编写教科书任务，而以袁嘉谷主其事。袁嘉谷深知“一国之兴衰系于人才之消长”，成为中国主持编写大中小学教科书及参考书之第一人。今之所谓“星期”、“乐歌”等名词，均出自袁嘉谷之手。袁嘉谷后任浙江提学使兼布政使，辛亥革命后，袁嘉谷回到昆明，隐居著述，卖字自给。其字以王、欧为本，兼取诸法，自成一体，称“袁家书”，时人珍之。今昆明名胜，多有其墨迹，皆苍劲挺拔，俊秀清丽。其又书护国纪念碑、火药爆发灾情记录碑‰后均毁于动乱之中，今人叹息。１９２１年。袁嘉谷出任云南图书馆副馆长，参与编刻＜云南丛书＞，鉴定月山马哈只碑，即为此时之事。１９２３年，袁嘉谷受聘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任国文教授，讲学之时，至公堂内，座无虚席。袁嘉谷又潜心著述，对云南历史研究，贡献尤大。主要著作有＜滇绎＞四卷、＜云南地理志＞一卷、＜卧雪堂诗文集＞二十卷等，计四百余卷。“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占领东三省，袁嘉谷忧郁成疾，叹日：“自黄帝建国五千余年来未有之危耻，我身遭之，何憾？然一息尚存，剥极之复，必有其期，吾老当益壮尔！”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更忧愤不起，召集子女日：“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其于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未毕而竞逝世，终年６６岁） 资料二： 状元楼旧址在今拓东路与金汁河相交的桂林桥上。 金汁河的这段河提，明清时称为“相公堤”。金汁河绕昆明城而过，在城东南的相公堤一带与通往京城的大道拓东路相交，给过往的行人和马帮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故历代都建有木桥以利通行。明初沐英入滇之后，深感木桥不敷需要，便将木桥改建为宽大、牢固的石拱桥，同时还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