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98年度人文教育革新中纲计画：人文社会学科学术强化.doc

教育部98年度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教育行政經典研讀》 第九次研讀 時間：中華民國99年4月20日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研究所（教育學院一館407研討室） 導讀者：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鄭新輝 研讀文章： March, J. G., Simon, H. A. (1958). Organizations (Chapter 6: Cognitive limits on rationality) (pp.136-171). New York: John Wiley. 理性的認知限制(Cognitive Limits on Rationality) 壹、本文內容摘譯 一、前言 本書的前三章探討過有關動機與目的如何影響組織中人的行為，並修正古典組織理論將員工視為一種工具的看法。本章以及下一章將分析的焦點放在組織成員的品質：理性人的特徵上。在第七章最後，將歸納這些理性人的特徵及其對組織理論的含意，而本章的目的有二： 1.逐一破除古典組織理論視員工為一種工具的觀點。 2.以新觀點，取代傳統理論不切實際的論點：視組織成員是具有需求、動機與趨力，且在知識、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有限的。 基於前述目的，本章共分成六部分： （1）闡述人的理性在組織做決定歷程中所呈現的某些特性。 （2）探討組織所做決定是如何成為員工的表現方案或策略。 （3）探討組織認同的現象，依據前述分析結果，以瞭解組織認同是一種智能性的而非動機性的歷程。 （4）探討做決定歷程對工作分工的含意。 （5）探討因工作分工所產生的溝通需求與歷程； （6）更廣泛的探討與決定歷程有關的組織結構命題。 6.1理性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6.1.1「行政人」的理性與「古典經濟人」的理性之差異 經濟學與統計決定論認為在高度明確與清楚界定的環境中，理性人會做出「最佳的」（optimal）選擇，主要是基於下列幾項假定： 1.假定在做決定的情境中，決策者在選擇行動前，已擁有完整的變通方案(alternative)。亦即變通方案是「給定的」（given）。但該理論並沒有闡述決策者是如何獲得該變通方案的。 2.在選擇任何變通方案後，皆會伴隨著該方案的特定後果。變通方案有三種類型：(1) 確定性 (certainty) 決定：假定決策者對每一變通方案的結果，已有完整且明確的知識。(2) 風險性(risk)決定：假定決策者能明確掌握每一變通方案結果發生的機率。(3)不確定性(uncertainty)決定：假定決策者無法明確指出每一變通方案結果發生的機率。 3.假定決策者一開始即以「效用導向」或「偏好順序」(preference-ordering)針對所選擇的變通方案由最喜歡到最不喜歡加以排序。 4.假定決策者會選擇能符合偏好結果的變通方案。在確定性決定情境中，決策者的選擇是很明確的；在風險性決定情境中，理性被認定為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變通方案選擇，而該效用是依據變通方案所有可能結果的發生機率權重，及其效用的平均值來計算；在不確定性決定情境中，理性的界定變得有其困難。最常被使用的原則是「最小化最大風險」（minimax risk）原則：考慮每個變通方案的最差結果，然後選擇相較於其他變通方案的最差結果，決策者較偏好的選項。另外，還有所謂的「最小化最大遺憾」（minimax regret）原則，則不再此多做討論。 6.1.2 古典理論的瓶頸(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classical theory) 古典理論對理性人的假定存在某些瓶頸。首先，理性的觀念僅存在確定性決定的情境中。在不確定決定情境中，和統計決定理論一樣，對所謂「正確」的界定，可代表任何意義(Marschak, 1950)。其次，古典理論對理性人做決定的機制，必須建立在三個非常重要的需求假定之上：（1）所有備選的變通方案是「給定的」(given)；（2）每個變通方案的所有結果都是已知的(確定、風險和不確定性決定情境)；（3）理性人對每一變通方案的所有可能結果，有一完整的「效用順序」。 在規範性的決定模式中，任何人皆無法免除此一要求：該模型告訴每個人應該如何去做選擇。然而，如果理性人缺乏資訊，他可能只會以他過去所知的去進行選擇。亦即，他是主觀上的合理(subjectively rational)，而非客觀上的合理(objectively rational)。客觀上的合理觀念，假定有某些客觀上的實體存在，包括有真正的變通方案、真正的結果、真正的效用順序。假設果真如此，那為何風險性與不確定性決定也被認為是理性的？假設不是這樣，那為何在理性模式中，僅考慮對可能結果資訊的限制，卻忽略對變通方案以及效用順序資訊的限制。 由現象學的觀點言之，我